战友阿黄的事业在北方，常住天津，这次有事回温州小住几天，正赶上八一，有战友组织聚会，因好久不见，邀我也过去热闹热闹，地点在洞头。
一提到洞头，我就情不自禁想起洞头战友杨志军。新兵连他十班，我八班，同属一个排，同住一间房。他因瘦弱，力量差，特别是四百米障碍时，不敢跳进壕沟总是绕着跑，所以大家对他印象都很深。
一年后我从二炮连，调到机关食堂时，杨志军已是这里的老兵。我们同睡一张铺，同吃一锅饭，一起度过了700个日夜。
年少时的我有些好高骛远，总是不安份，两年里当过仓库保管，炊事班值过班，当过给养员，还有一段时间专门参加军事训练，代表公勤队考核。而杨志军比我敬业多了，始终在厨房值班钻研着他的厨艺。
血气方刚的年纪走在一起，时间久了，青春的荷尔蒙总会摩擦出点闪亮的火花。节日加餐后，仓库里还剩没喝完的“剑南春”。我在班长的怂恿下，顺出来全班一醉方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畅快淋漓。杨志军酒量好，敬班长酒有实力，我是酒量差，敬酒全靠身板扛，我俩酒品好，迷迷糊糊地还爬上了床。两个班长一个喝倒，躺在水沟里;一个把酒瓶当手榴弹扔，我俩协力合作把班长敬进了禁闭室。
一日前来就餐的干部、战士排着队等待分菜，我和杨志军却因琐事吵得激情四射，一时兴起我挥起手里分菜的大铁勺，他就抄起炒菜的大锅铲，两人拉开架势准备比画、比画，当然窗外那饥肠饿肚的同志们是不会同意的。
杨志军手头零花钱宽裕，为人很豪爽，赶时髦买了随身听，闲暇的时候坐在椅子上，戴着耳机，闭着眼睛，摇头晃脑的嚎着：“红尘呀滚滚，痴痴呀青春……”班里其他人只有羡慕的份，等他热度过后，我们才轮流借用，过过瘾。再后来就成了公共用品，随手放在抽屉里，谁有兴趣谁拿着听。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想起单放机，宿舍翻遍找不到了!全班在一起算来算去，最后见到是在我的手上，习惯了随手拿，随手放，这下可说不清了。还好他也没有追究，单放机的去向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结。
那个时候未来还不知道是什么模样，当兵除了尽义务，更多的是想拼出一个好的前程，当部队严厉的条令条例约束着，总是向往外面的花花世界，在矛盾中痛苦地纠结着，七混八混的一抬头，退伍即在，杨志军已在积极争取要去福州参加厨师培训班，全团只有两个名额。厨师我不热爱，但好歹也是一门技术，两手空空的我，也别无选择地盯上这次机会。因名额少，团里就没有往下发通知，但报名到军需股的名单依然不少。我们俩在一个单位难免竞争更加残酷，最后不知道哪位领导又在上级部门申请到一个名额，我们俩都得以参加了培训班，皆大欢喜。学习还没结束退伍工作已开始，我留队他退伍了，我们都如愿拿到三级证书。
一年后我退伍在家无所事事，拨通杨志军留的电话号码，电话那头是他的哥哥，告诉我他出去打工了，过年回来。年边上终于联系上，电话的两头都是十分激动，相互倾诉分手后的经历，感慨万千，而那单纯的不愁一日三餐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都在外闯荡，没有固定的联系方式，只能等到过年的时候，电话中再次交流。后来我到北京扛沙、背水泥、搬着砖，为了生活，干着最脏最累的装修活;他则到了南京开起了饭店，做起他最想干的事业。那一年，我的前途惨淡，总期盼着杨志军的生意兴旺发达，来找我给他帮忙。
年底的通话中，得知南京的饭店开不下去，托掉了，虽然语气很轻松，但是我还是读懂他心底的深深遗憾。
在北京的第三个年头，没事做的时候，跟着同乡在街头摆活，运气好时也能接到一些小事情干，为了方便联系，狠狠心花几百元买了个二手的BB机。年底回家迫不及待地打通杨志军家里电话，想把新的联系方式告诉他。电话那头说的是洞头土话，解释了半天，一个年轻男人接了电话，问清楚我是谁，告诉我：“杨志军走了!”
我遗憾地说：“哦，他今年没回来?”
“他去世了!”电话那头顿了顿道。
我以为我说话发音不准，对方没听清楚，一字一顿地表达道：我找杨志军!”
电话那头沉着声哽咽着道：“他死了!”
“啊!”我本能的愣住了，不由自主地又重复道：“我找杨志军!”
那头耐心地回复：“我是他哥哥，他死了，不在了!”
这次我是彻底听清楚了，呆呆的不晓得再说什么好，久久回不过神来。此后再没有勇气打过这个号码，我心里总是安慰自己会不会哪个方面搞错，怎么可能会说走就走掉呢?内心一直没有承认杨志军真的不在了，只是固执地认为和他失去了联系。
再后来通讯越来越发达，失联的战友一个一个地串起来，每遇到一个浙江的战友，我总会问句：“你知道杨志军吗?”然而杨志军真的是找不回来了!零零星星地打听到，他关掉了南京的饭店后，跟朋友到兰州做电子设备生意。一次街头群殴，正好路过的他，被人误伤，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掉了!我总以为来日方长，原来生命只在呼吸之间!
在一起时总觉得时间太长，总有各种龌龊怄气，总发生数不清的鸡零狗碎。失去后经时间的淘洗，再回头看看，那些人和事犹如时光的长巷里，透进的缕缕阳光照亮着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当我转身去触摸拥抱，却又消失不见，只留下无尽的伤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