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日本鬼子在离我们村二里路的李官屯村建立了据点。据点里要修炮楼。修砲楼用的民伕都是从各村抓来的。我爹怕他们抓，所以就躲藏了起来。
修砲楼用的土坯还得各村给送。我们家养了一头小毛驴，所以也要我们去送土坯。父亲不在家，姐姐又不能露面，所以送土坯的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那年我才七周岁，母亲帮我把土坯装在驴背上，又托去送土坯的大人们帮助照顾一下这个孩子(他们大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于是我牵着毛驴跟着送土坯的大人们就去了。
据点到了，我就看见村头上站岗的鬼子兵，手里端着上着明晃晃刺刀的三八大盖枪，站在路的两旁。一条张着大嘴、申着老长舌头的大狼狗就蹲在主子的身边。我可不像电影里面所描写的小兵张嘎子那样勇敢，而是被吓得头发根子一乍一乍的。硬着头皮跟着大人们从敌人的刺刀下走过去。卸了土坯之后就又原路返回家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已经过去八十年了，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是感到害怕、唏嘘不已!
修炮楼的进度很慢，白天修，晚上就又让人给扒了。好不容易修起来了，一天夜里被北山上下来的八路军的游击队全给端了。折砲楼的工作，我爹也参加了。只见他半夜回来时扛回来一棵柳叶桃回来。这棵柳叶桃我们养了好几年。
日本鬼子遭受了损失，只好龟缩在县城里不敢出来。
1944年的秋天，庄嫁成熟的时候。晚上从北山上下来的八路军的游击队说：“高梁可以把穗钎下来，玉米可以把棒子掰下来，但秸杆不要割，可以作为与敌人作战的俺体”。结果大白天的被县城里出来的鬼子兵一把火全给烧了。弄得我们一冬天没有柴火烧。
1945年8.15日寇投降后，来了中央军(乡亲们都称中央军为遭秧军)。我们那里成了伦陷区。在离我们村二里路的蚕房营村设立了大乡。乡上住着五十多人的保安团，也叫大乡队。管辖着周围十多个村庄。
乡上的人员要吃要喝要生活，全靠我们这十多个村子供养。今天要粮，明天要草，后天又要柴火。村子里的甲长(那时候实行保甲制)给你家送来一张二指宽，十来公分长的字条，上面写着某某某损小米多少斤。你就得给送到乡上。
离的远点的村子，有八路军游击队的出没，没人给他们去送。我们家有头小毛驴，这事自然离不开我们。
有一次是到下营村去抢草(喂牲口的谷草，当时下营归我们怀来县蚕房营乡管辖)。乡上出动了一个班的兵力，押着我们十几头小毛驴，(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那年我十一岁)。进村前保安团的人员肩上的步枪就不敢揹着了，而是子弹推上膛，端着往前走，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还好!村子里没有八路军。领头的分付我们：不管是谁家的草，见了草就抢，装满躱子就往回赶。村民们看见有当兵的，都吓得不敢吱声。
我当时故意走到我姑姑家的大门口。正好我姑姑和我表妹正在大街门口往外看。我就上前和她们说话。村子里的人知到是我们家的亲戚，所以就没进她们家。这样才保住了她们家的谷草没被抢。
还有一次是到黄家冲去抢柴火(一般都是树枝子什么的能烧的东西)。跟上次抢草一样，见了干柴就往外抱。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硬是拦住不让抱。可他拦了这个却拦不住那个。等他去拦那个时，这边拦下来的又被抱跑了。最后他一院子的干柴，一点也没给他留下来。
我们这些人好像没有一点人情味，管他是谁家的柴火，只要能装满自己的驴驮子就行。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太残忍了。
当时乡公所的人，为了保障他们自己的安全。在村边，路口都埋上了地雷。生怕被八路军端了他们的老窝。
为了不使村中的老百姓受害，他们每天晚上太阳没落山就敲钟，让下地干活的群众赶快回家。太阳一落山，地雷就挂上弦了。第二天早上起弦后，再敲钟，群众才敢出村。实际上八路军一个也没炸着，炸得全是老百姓。
那年春天大旱，庄稼种不上。好容易一天夜里下了一场雨。为了不误农时，我父亲一早就到蚕房营我姥姥家去赶毛驴，准备回来播种。当他走到村口时，知道那里有地雷。往前刚一跳，就觉着脚下绊了一下。不好!赶快往前跑了几步就趴下。结果地雷没响。起雷的人过来说：“你真幸运，要不是昨天晚上下了点小雨，地雷受潮没响，要不然你这条小命就玩完了”。
还有一个人，就是我的同学刘保瑞的姐夫。下地干活时，回来的有点晚了。人到是跳过去了，可是他肩上的一捆柴火后边着了地，挂断了地雷弦。也多亏了这捆柴火保护了他，才保住了他一条命。但是他的两条腿却被炸伤了好多处。
我们村有个西医叫刘景和，就住在我们家墙南老冬红家的院子里(大号刘世民)。给他治伤。为了治伤方便，他就住在我们家的西屋里。
再有一个黄家冲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天夜里，他到大乡去送的什么信。结果拌响了地雷。
我早上去上学时，看见学校大门口的一块门板上躺着一个人。地上流了一滩血。人脸蜡黄，闭着双眼。一会儿他的眼睛睁开了，抬起头来向四处看望。可围观的群众他谁也不认识。于是他的眼睛又闭上了，从此再也没有睁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