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正没什么可查的人。该有联系的，搬哪去也知道下落。该没缘份的，把名字地址写小本上也白搭。突然，一个名字像氢气球似地从记忆的深海浮了出来，塞在他的喉咙口。
别！还是别打听她！
倪正把这触目的红气球强压进心底。可是从此他不得安宁。终于有一人，他去找朋友说：“帮我打听打听汪学勤吧！”
“女的？”
“女的。”
“以前是干什么的？”
“小学老师。”
“30多岁？”朋友颇有深意地歪着头。
“对，30多岁。”倪正眼前出现了一位端庄的女人，穿敞领很大的制服，好像那是两片葵叶托者她的脸庞。
“明天听信吧！”
“哎，错了错了！”倪正两手一拍，清脆地如同塑料鞋底击在一起。“那时候30多岁，现在25年过去了，该是靠60的人了！”
小时候教过你的老师，在学生眼睛里，似乎永远年轻。
朋友把地址送了来。倪正小学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汪学勤，现已退休，住在郊外的卫星城。
倪正给小学时的中队长，现在的女记者姚小蒙打电话，约她一块去看汪老师。他不愿单独去见老师。“下课后你单独到我这儿来一下。”对所有的孩子，这一句话都具有持久的威慑力。
“你怎么突然想起扎她来了？”
“不是突然。这么多年，我其实一直想找她，只不过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
“咱们再约上乔一水吧！她现在是医生，主治医师。当初是咱们三个人。现在也许是咱们三个。”女记者说。
倪正用的是公用电话，已经有两三个排在他后面，像准备玩老鹰抓小(又鸟)的游戏。“由你安排吧！我是自由职业者，随叫随到。”他预备搁下话筒。
“你是发起人，怎么反倒成了我召集？”女记者骇怪地叫起来。
“别忘了，你是中队长，而我不过是个普通队员。”倪正觉得这理由天经地义。
“那乔一水还是大队长呢！”姚小蒙很愿意延长这种谈话，它使人觉得年
倪正回到家，修了胡子刮了脸，又叫老婆预备了一套西服。最后把这几天的晚报重新后了一遍（他没订别的报），把国家大事说了说，预备那个女老师提问。想了想，再没什么可准备的了，便安安静静地开始等通知。
天下雪了，倪正的雪地靴卖得挺快。他突然用余光瞟到两位气派不凡的女士站在一旁，虽没看清脸，也立刻停止了同顾客的讨价还价。他得让小学同学记忆中那个诚实厚道的小男孩永远活着。
真是她俩！姚小蒙穿一身大红色太空棉防寒服，喜庆得如同一根笔直的二踢脚。乔一水脸色苍白，从头发梢卫往外沁着药气。
“刚下夜班。”乔一水轻敲着自己的太阳一穴一。明亮而聪慧的眼睛，在太阳一穴一的内侧，宁静地注视着倪正。
瞎！大队长就是大队长！这一眼，就让倪正回到了当年俯首听命的位置上。
“我同汪老师联系上了。她在家养病，随时欢迎咱们去。”姚小蒙面向乔一水说。
“我回去换套衣服。”倪正也向乔一水说。
“不必了。去看老师，又不是当新郎倌！你当年拖着两筒鼻涕，汪老师也没嫌弃过你啊！”
假如是别的女人这样说倪正，倪正会火的。但乔一水从小就是这样对倪正讲话，反倒亲切。
“既然是去看病人，空手不好。”姚小蒙说。
倪正本来想说从自己摊上拿两双鞋吧。有一种适合老年人穿的棉鞋，脚踩进去就像陷进面包一皮里，暖和极了。又一想，从自己摊上拿，显不出贵重。就是她们终于决定要送同样的鞋，也一块到国营商店去买。
乔一水说：“咱们一边走一边看吧。什么东西像萤火虫似地在咱们眼前一亮，就说明咱们都看上它了。甭管多少钱，买就是了。送给老师的礼物，我猜大家都不会吝啬的。”
倪正随两位女士走在繁华的街道上。他绝对要比她们想像的富，他在提醒自己：一会掏钱的时候不要太大方，千万不能一时冲动，就多出钱。三一三十一，大家均摊。不能让一位大夫、一位记者心里头失去平衡，她们虽然名气大，手头肯定不宽裕，不能在这上头压过了她们，让大家不痛快。就是想对老师表示心意，这回认了门，下次自己多提点礼物去看看，不是更好吗！
琳琅满目的商品。今冬流行大披肩，像床单一般大的围巾，把女人们裹得如同襁褓中的婴儿。两个女人站住了。
“给汪老师买条大披肩吗？”倪正问。
不。不。两个女人开始移动脚步。在那一瞬，她们想到的不是年逾花甲卧病在床的老人，而是自己。
“你们说，汪老师会不会忌恨我们？”乔一水突然转过身问。
他们面面相觑，这是他们一直在回避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他们的良心驮着这个问号走了二十五年，这个问号浸满了水，越来越沉重。他们去看望这个老女人，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灵解脱。
他们是站在一家光怪陆离的玩具商店面前谈论这些话的。一群绒布猴子一只搭住一只，攀在透明的悬崖绝壁之上。
“假如她那时不一抽一烟就好了。”姚一蒙说着掏出一支细长的女士香烟，兀自一抽一了起来。
“假如我们那次不到她家去就好了。”倪正说。
“假如我们没看过那场电影就好了。”乔一水说。她开始漫步向前走，好像一只没有帆也没有橹的船。
没有人能听得懂他们的话，也许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汪老师。
汪老师的家那时候在天安门附近。1964年的国庆节，庆祝建国十五周年，从未有过的盛大与升平。汪老师随口说道，在她家的小院里可以看到礼花在头顶开放，有一种绸布的降落伞，还曾挂在她家的桃树梢上。
乔一水说：“汪老师，十一那天晚上，我们到您家去好吗？我们保证不打扰您，只在院子里静静地坐着。”她自知自己是好学生，而好学生总是比较敢讲话的。
汪老师觉得自己过分渲染了国庆节之夜的美丽，而且这将给家人带来很多麻烦。她与公婆合住，那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但她不愿拂了学生们幼小的心灵。她说：“好吧。不过你们不是在我家住一夜而是住两夜。”因为她家距天安门太近，从九月三十日下午戒严直到2日凌晨才解除。
初次离家！这对少年们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情。全班学生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大队长、中队长和进步最大的同学去老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