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园区调研结束，已到吃午饭的点上了。龚自程对陈建强说：“陈市长，我们先把肚子填填吧，否则肚子要抗议的。”说完还笑了笑。龚自程兴许没想到这个事故现场整改得那么到位，再加上看到陈建强对整改的情况也很满意，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说话也就显得轻松和带点儿幽默了。
陈建强看了看一起来调研的一行人，说：“同志们，要不我们就先把肚子填填吧。不过自程同志，我有个想法，这个饭哩就到这个园区的食堂和职工们一起吃，大家看如何呀？”陈建强说完看了看他们。看到大家都点头，陈建强就对园区管委会主任说，“主任同志，不好意思，今天中午就要麻烦你了。”
管委会主任急忙说：“陈市长，这怎么叫麻烦哩，这……这让我们感到自豪。不过……”主任再看了看龚自程，见龚自程满脸露着为难，就没有把话说下去。
龚自程、缪富和王海他们脸露难色。龚自程说：“陈市长，这样不好吧，你到我们这里来调研，却到食堂吃饭，一旦这事传出去要被人家笑话的，说我们招待不周什么的，这不是在抽我们的脸吗，我们到时也不好做人呢。”
“这有什么不好做人的呢？再说，有人要说就让他说去呗，我才不管哩，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怕什么呀？这叫我们现在的位置不同，如位置和那些工人们一样，你们说还有哪位领导会看得起我们呢？自程同志，有些事都要学会去换位思考，否则，太自主了，会脱离人民的。”说到这儿，陈建强回头对正要打电话的管委会主任说，“主任同志，你也不要打电话了，去食堂吃饭我们也不要声张，和职工们一起排队打饭。”说完，陈建强就向着厂区食堂而去。
龚自程等都随后跟上，但各自的心里都很佩服陈建强这个人。这才叫接地气。
到了食堂，陈建强和职工们一起自觉排队打饭。兴许龚自程、缪富、王海他们也不常来，再加上刚才陈建强已要求主任不要声张，所以也没人认识。只是让职工们感到奇怪：哪里来了这一批人哩？我们好像还没见过。
职工的食堂里干干净净，操作间也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什么异味，倒是在这空间飘逸着菜香味儿，令人食欲大振。这伙食还算不错，一荤两素加一汤。饭菜的口味也还不错。陈建强吃了以后，心里就对管委会主任有了好感。
陈建强等大家吃好饭，问身边的龚自程说：“自程同志，下午你是怎么安排的？”
龚自程笑着对陈建强说：“下午我本来安排去罗强乡看一下‘三农’的落实情况？现在就看你陈市长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不准备点了，你自己选择吧。”
陈建强一听，觉得龚自程对前几天市委发的有关“三农”的工作推进情况落实得还是很到位的，再看看龚自程也很坦然，就说：“真的让我随便点吗？”
“是的，请陈市长随便点。”龚自程坦然自若地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陈建强说完，还看了一眼缪富，接着说，“那就到你们西北角的那个被称为‘西伯利亚’乡，贫困人口最多的西界乡去看看。”
“好的。”龚自程说。
“去一下，路上要用多长时间？”陈建强问道。
“四十分钟左右。”龚自程回道。
“好的，咱们这就去。”陈建强说。
这个西界乡是该县最穷的穷乡僻壤。前几年，上面没有“三农”扶贫政策时全乡每年五万人口，人均只有1100元左右。后来，扶贫政策下来后，每年都在不断地提升。据说，去年已达到了1900元左右了。总之，这个最贫穷的乡已经每年多在做加法，让这些农民也看到了希望。有的农民说，现在的钱比以前多了，但还赶不上物价的上涨，等于还和以前拿得差不多。当然，这种说法也不全对。物价上涨总比人均上涨要缓慢些，但也不能忽视了物价上涨。
在去西界的路上，陈建强请龚自程和缪富上了自己的车，在车上，龚自程和缪富对“三农”政策给人民群众带了许多实惠也给予了肯定。但对于农民医保的上涨幅度和教育乱收费还是很有想法的。
缪富说：“就拿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来说，前些日子，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则微信，就是说医疗保险费用逐年疯涨，让农民苦不堪言，从最初每人每年只要交10元，到现在的每人每年要交到250元，翻了多少倍？农民的收入又翻了多少倍呢？报销标准翻了多少倍呢？开始宣传时说，收取合作医疗费就是要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样好的条件为什么民生变成民怨了呢？现有的宣传多集中在介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给农民带来的表面好处上，没有树立起农民的风险意识，也没有体现出重点，没有对那些不参加的农民进行调查，使得宣传大多停留在形式上。许多农民并不真正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义，他们仅从自己短期得失的角度考虑。他们想，自己身体好，生病住院的概率低，没有必要花那个冤枉钱。还有一些农民认为它跟以前的义务教育保证金一样，最后被政府骗走了，这就让农民的心里有了防备，认为是把自己的保险金拿去补偿别人了。当然，我们在宣传上也没到位，也没有把具体的理赔标准发给农民，使得他们在理赔时看到那么多药费不能理赔，一些农民有被欺骗上当的感觉。还有繁琐的登记、理赔程序增加了农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降低了农民的满意度。当前，我们县有的贫穷的乡镇，如果一个农民家庭中的成员不幸生一场大病，基本上就会使这个农民家庭陷入贫困潦倒的地步。因此，医疗保障必须要尽快建立适合农村情况的合作医疗制度，真正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是啊，刚刚看到农民脱贫了，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教育收费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为什么就解决不了呢？这不仅仅是关系到农民，还要关系到城镇居民。这些完全靠自己劳动所得的农民和工人，在孩子的教育方面确实也接受不了收费高和乱收费的现象。陈市长，你看，在八十年代以前，大家多知道，要想离开农村，一是当兵，二是要上学。所以，每年征兵季节一到，几乎不要宣传，大家都是积极响应。还有上学，大家就拼命地学习，那时候，上大学是很认真的，也是很刻苦的，学校也是正规的，也是全面施教的，孩子们也能学到真本领的，还有助学金、奖学金拿，吃饭睡觉都是不要花钱的，到了往后，大学生不包分配试行到如今的研究生也没有分配了，但是家长们还是要让孩子们去学习，哪怕花再多的钱也要让他们上，这就逐步让教育走向了贫乏。也就是说，现在的研究生，还不及当年老三届的高中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的还和地痞流氓、黑社会混到了一起。当然不是全部这样的，但最起码也达到了百分之五左右。如这样下去，我们青年人好与坏的比例在不断地上升，最后的结局会怎样呢？”龚自程接上缪富的话说。他看了看陈建强没有反对，只是很认真地在听着就接着说，“我现在已经明显地感觉到，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如果政府再不重视的话，有可能会转化为政治危机。政府的信任危机意味着公信力不足，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党的执政基础受到挑战。因此，从政治逻辑上来讲，这种政府的信任危机具有转化为政治危机的可能性。有的说这种信任危机只出现在农村的基层政府，这样的说法也不全对。我们周围的政府部门，我们周围的同志间的关系，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们，他们只要一听说某某人当了官，就千方百计地去套近乎。但只要是平民百姓家里遇到些困难就没有人去了，特别现实。我们县一级，市一级，乃至更上一级，如再不重视的话，就会逐渐被信任危机所侵蚀。如果说过去人民对政府相当信任，那么今天这种信任危机已经日益表面化、深度化了。几十年来，部分人民开始抱怨有些政府部门，说话难听、人难进，而如今已不是话难听和人难进了，到了不让说话的地步了。就说维稳工作吧，只要人民出了县、市等，各级政府就会下令，一定要把他们请回去，万万不能让他们进京。这些当官的知道，只要一进京，就会触及到他们的权力、官帽、金钱和荣誉。随着人民思想的觉醒和维权观念的增强，群体性事件将会越来越多，对农村的稳定影响会越来越大。政府部门的权威性也会随之削弱，党和政府的形象也会被大打折扣。如果这一现象的出现，我们想想还是有点后怕的。”龚自程不无忧虑地说。
缪富说：“我也记起了几年前的一个段子，‘如今的干部谁经得起调查？不查，是天灾，一查，是人祸；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贪官；不查，处处鲜花，一查，原来都是豆腐渣；不查，个个人模狗样，一查，全都男盗妇娼；不查，他是公仆，一查，原来他更喜欢女仆；不查，都在为人民服务，一查，都在为人民币服务’。”
陈建强只是认真地听着，他也不发言，有时看看他俩，有时把眼光放到窗外，沉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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