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酒家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每当清明节，总是先想到唐代大诗人杜牧的这首千古绝唱《清明》。“清明”在我国的二十四个节气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一个最有文化底蕴的节日。所以说“清明”既是一个节令，又是一个节日。谈到清明文化的起源，当数位于山西南部的绵山。
传说，在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带着几个近臣流亡国外。流亡途中，走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又累又饿，别说走路了，就连站都站不稳。随臣们急的四处寻找食物，找了好半天，也没找到一丁点儿可以吃的东西。正当大家万分焦急之时，随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煮了一碗“肉羹汤”让公子喝了，喝了羹汤的重耳渐渐地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得知“肉”是介子推从自己大腿上割下来的时，流下了眼泪……
十九年后，东山再起的重耳,终于当上了晋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春秋五霸”中的晋文公。即位后的晋文公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记了介子推。很多人为介子推当年“割股奉君”鸣不平，劝他面君讨赏。然而，介子推平时最看不惯那些争功讨赏之人。尔后，他打点好行装，背着年迈的老母，悄然隐居到了风景秀丽的绵山上。
当晋文公得知介子推隐居绵山之因，羞愧莫及，便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出山。然而，绵山树木茂密，山高路险，找寻两个人谈何容易啊!有人献计，从三面火烧山，逼出介子推。大火烧遍了整个绵山，也没见着介子推的身影儿。待大火熄灭后，人们发现介子推抱着母亲被烧死在一棵老柳树下。晋文公见状，恸哭不已。装殓时，从树洞里发现了一封血书，上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做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烧死介子推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家家户户不准生火。正是因为这一把“火”，才失去了一位忠君的爱臣。
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晋文公认为这颗柳树是介子推的化身，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要求晋国百姓在“清明节”这天，家家门上挂柳枝，扫墓栽柳，上山踏青。
绵山孕育了清明文化，清明文化光大了绵山，两者相得益彰。后来，人们干脆将绵山的所在地“界休”改为“介休”，寓意介子推在此“休矣”!2600多年来，清明节的发源地绵山，越来越彰显出其历史文化的魅力，越来越显现出更多的文化内涵，成了山西旅游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回过头来，再来谈谈杜牧那首脍炙人口的《清明》诗。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身为安徽池州刺史的杜牧，到任之初就听闻池州杏花村的黄公广润是当地最有名的酿酒师，早有品尝之意。于是，他在清明这天，冒着纷纷细雨，前往池州西郊秀山门外的杏花村;一是踏青赏春，二是寻访黄公酒肆。当看见三三两两侧身而过的扫墓者，有感而发，口占成绝，流传千古。然而，好多人把杜牧写安徽池州的“杏花村”，误认为是山西临汾的“杏花村”。其实造成人们误传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山西杏花村的酒要比安徽杏花村的酒名气大得多。
现在我们知道，先有寒食节后有清明节，而不是后有“清明”节气，清明这个节气要远早于“清明节”。清明前一天的“寒食节”，是我国古代的一个传统节日。如今的寒食节，其实是与“清明节”合二为一了，统称“清明节”，使人们渐渐淡忘了“寒食”这个节日。古代寒食节这天，仪式感很强，家家户户禁止生火，只吃现成的食物，故名“寒食”。在唐代，到了清明节这天，头一天的寒食禁火已过，皇帝宣旨取榆柳之火赏赐近臣。正如《寒食》写道“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日五侯家。”这首诗出自于唐德宗年间的韩翃之手，是当时最受推崇的一首描写“寒食和清明”的佳作。是对寒食之后皇都开始生火习俗的真实写照，全诗充溢着对皇都春色的陶醉和对盛世承平的歌咏。以至于在唐德宗招贤纳士之时，钦点“韩翃”者入朝，而当时中书省呈上来的名单中，竟有两个同名的“韩翃”，德宗亲笔御批“朕要的是那个‘春城无处不飞花’的韩翃”。一段因诗得宠的佳话便由此而生。
宋代诗人王禹偁的《清明》一诗，则又是另一种意境。“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这首短短的七绝是作者早年读书时的真实写照：清苦、寂寞、孤独，为了前程，为了功名，过着山野僧人般的清苦生活。即使在清明节，也没有像平常人那样外出踏青，去欣赏山花烂漫的春景，更没有邀朋约友饮酒作乐。君子慎独，作为读书人，倒是没有忘记民俗传统，寒食禁用烟火。禁忌烟火的期限一过，马上去邻居家讨来新燃的火种，点燃自家的油灯，在静静的寒夜里，临窗攻书，发奋苦读，直至拂晓。
行文至此，又想到了与清明节有关的一件事，那就是为先祖坟头立碑。坟头立碑，一般是竖式墓碑，内容从右至左，自上而下，竖排刻写。墓碑正面通常由“抬头”“正文”“落款”三部分组成，抬头主要写逝者的生死日期，如“生于X年X月X日，逝于X年X月X日”;正文主要写立碑者对逝者的称谓及逝者姓名，如“先父XXX大人之墓”;落款主要写立碑者的身份、姓名、立碑时间，如“长子 XXX，于X年X月X日，敬立”。如有“碑文”者，则可以写在墓碑的背面，碑文一般是记述逝者的“生平业绩”。
然而，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在立碑“落款”的部分，出现了有别于传统“落款”的做法，丢三落四，不伦不类。仅仅刻写了立碑者的称谓，丢掉了立碑者的姓名，如“长子，于X年X月X日，敬立”。这里落款中的“长子”，姓甚名谁，没说清楚。这种做法既失去了传统墓碑文化的意义，也是对父母生前给立碑者所起的“名字”大为不尊，从而失去立碑的真正意义。立碑的目的有二，一是防止随着岁月的流逝，坟头越来越小，祭奠者无法辨认，墓碑则是坟头的最好标志，俗话说“上坟找不见墓堆”是也。二是家谱系列的传承，如“落款”不刻写立碑者的姓名，家谱系列如何传承?试想，再过几代，为逝者立碑之人的“姓名”就无人知晓了，人为的造成了家族“断代”，将立碑的原本意义大打折扣。
笔者生于塞外，居于乡野，处在文化沙漠之边缘。少时读书，条件不具，生活不易，求学更难，每得一册，便夙兴夜寐，宵衣旰食。通过发奋，虽一改面土背天之祖业，然祖训难忘，忠孝两全，其实就是祖辈优秀品德所致。故，每逢清明之时，必回乡祭祖，告慰先父，续写人生，楷模后辈。虽写不出杜牧、韩翃、王禹偁之作，亦有与其共鸣之处，效仿前贤，偶有涂鸦，抚慰心灵。
2600多年的清明文化，始终滋养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滋养着华夏大地的读书人，更滋养着我“清明”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