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礼贤
墨守成规
《宋微子世家》载：春秋时期，宋、楚两国之间爆发泓水之战，由于宋襄公不采纳目夷的建议，错失出战良机，最终导致宋国惨败。具体情况如下：
十三年夏，宋伐郑……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阸，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
宋襄公十三年(前638年)夏天，宋国讨伐郑国。秋天，楚国为援救郑国而讨伐宋国。襄公要出战，公子子鱼(目夷)进谏说：“天抛弃商(宋为商之后裔)很久了，不可以战。”襄公不听劝，冬天，十一月，襄公在泓水与楚成王作战。楚军正在渡河的时候，目夷提醒襄公抓住这一大好战机：“彼众我寡，要趁他们渡河时攻打他们。”襄公说，我们号称仁义之师，怎么能趁人家渡河时攻打它呢?不去理会。等到楚军渡完河还未排列成阵势时，目夷认为战机还在，又建议：“可以攻打了。”襄公却说：“等他们排好阵势再打。”直等到楚军排好了阵势，宋军才出战。结果楚兵一冲而上，大败宋军，宋襄公也被楚兵射伤了大腿。宋军吃了败仗，损失惨重，都埋怨宋襄公不听公子目夷的意见，宋襄公却教训道：“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不能乘人之危，不能攻打未列好阵势的敌人。”目夷说：“打仗是以胜利为目的，说些空洞的道理又有什么用呢!真按您说的做，就当奴隶服侍别人算了，何必还打仗呢?”十四年(前637年)夏天，襄公终于死于泓水之战时的腿伤，儿子成公王臣即位。
《淮阴侯列传》载：公元前204年，汉军将领韩信和张耳率领数万人马，准备东出井陉口袭击赵国。广武君李左车向成安君陈馀(赵军统帅)献计说：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井陉地方，道路很狭窄，两辆战车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排成行列，行进的军队迤逦数百里，运送粮草食物的队伍势必远远地落到后边。您拨给我奇兵三万人，我走隐蔽小路去拦截他们的粮草，您就深挖战壕，高筑营垒，不与交战。他们向前不得战斗，向后无法退却，此时我出奇兵截断他们的后路，如此，他们在荒野什么东西也抢掠不到，用不了十天，两将的人头就可送到将军帐下。李左车的建议极好，如果陈馀听他的，韩信肯定大败。然而成安君陈馀没有采纳广武君的计谋。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成安君是信奉儒家学说的刻板书生，经常宣称正义的军队不用搞欺骗施诡计，他说：“兵书上讲，兵力十倍于敌人的话，就可以包围它，兵力超过敌人一倍，就可以同他决战。现在韩信的军队号称数万，实际上不过数千，竟然跋涉千里来袭击我们，已经极其疲惫。现在，像这样的来犯之敌，我们都回避不给予打击，日后再来更强大的敌人，又怎么对付呢?再说，如果这回不打，诸侯们会认为我胆怯，恐怕以后会轻易地来欺负我们了。”这就是他不听李左车的原因。韩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韩信这样的战神做事滴水不漏，他派间谍去打探，看陈馀怎么行动，间谍回来报告，陈馀没有采纳李左车的意见，韩信大喜，率军长驱直下。结果，这一战，陈馀死，赵王歇被擒。
这一对“双胞胎”的相同之处是，第一，两人都墨守成规，不能根据情况的变化而有所变通。宋襄公一定要等敌军排好了阵势才出战，陈馀也是照章行事，兵书上怎么说，他怎么做。他们的行为，让人想起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那类愚蠢可笑的故事;第二，两人都自信高傲，呆板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和建议;第三，两人都有一套好听却不管用的说辞，宋襄公说，“君子不困人于阸，不鼓不成列”，陈馀说，“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听来都很堂皇，实则都是纸上谈兵，书生气十足，能听不能用;第四，两人的结局相同，不仅大败，还都死了，一个死于泓水之战时的腿伤，一个轻视韩信的背水列阵法，败后被斩杀于泜水。
有人或许要问：宋襄公怎么那样愚蠢啊?他真是那样的人吗?实际上，作为春秋时期宋国第二十位国君，襄公还是有些作为的，他曾主动把太子之位让贤于庶兄目夷(因目夷逃走未成)，还替齐国平定内乱，一度还图谋称霸。那他为什么那样指挥军队作战?不是自寻死路么?--其实，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得介绍一下：古代，特别是西周以来，出兵作战，都以伸张仁义、讨伐邪恶为名。宋襄公固守当时盛行的兵法--《司马法》，遵循“治兵以礼”的军事思想，墨守于战争中的所谓道德法则。在泓水之战中，襄公固守仁义之兵的行事规则，他认为：“敌军虽然人强马壮，可缺乏仁义。我们虽然兵力单薄，却是仁义之师。不义之兵怎能胜过仁义之师呢?”他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很多人都有的。那什么是仁义之师、礼义之兵呢?简单说，就是在作战方式上“重偏战而贱诈战”(以用偏师出战为高贵，以用诈谋作战为低贱)，“结日定地，各据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它是那个时代密集大方阵作战的产物。既然如此，那宋军大败后，为什么宋人都埋怨襄公呢?原因也很简单：春秋争霸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西周以来以“成列成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那种“结日定地，各据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的作战方式，在当下已经过时了，当下的情况是，武器装备日趋精良，车阵战法不断发展，两军交战时，提倡“先发制人”了：若敌人初来，阵势未定，行阵未整，先以兵急击之，则胜。事实也证明，仁义无法战胜刀枪，没有雄厚军事实力，不讲战略战术，任何在强敌面前空谈道义的做法都只会落得失败的下场。因此，春秋末期，《司马法》渐被《孙子兵法》取代，“以礼治兵”的思想逐渐式微。但宋襄公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还拘泥于“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陈旧的兵法教条，结果招致悲惨的失败，不怨他怨谁呢。
那么，这对“双胞胎”的不同处也就明白了。宋襄公上文已经说了，现在只看陈馀，他作为大将，自以为是，不仅不听他人建议，还轻视敌人、鄙视采用计谋，这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生活的年代，比宋襄公晚400年，是战国末期了，此时合纵连横，明里暗里，策士们已经玩出了各种各样的计谋，以计谋取胜的战例数不胜数，可他竟然还像生活在几百年前，作战还照书行事，这是比宋襄公还要愚蠢啊。还有，战争的结果也有不同，楚宋泓水之战，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国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而陈馀死、赵王被擒，则刘氏集团统一全国的步伐向前迈进了一步。
“因而立之”
《陈涉世家》载：(陈胜)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地……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
陈胜起事不久，命令陈县人武臣跟张耳、陈馀去攻占原来赵国的辖地。武臣到达邯郸，在张耳、陈馀的劝说下，自立为赵王，陈馀做大将军，张耳、召骚任左、右丞相。派人回报陈王，陈王听了大发雷霆，把武臣等人的家属逮捕囚禁起来，打算杀掉。上柱国蔡赐说：“秦王朝还没有灭亡就杀了武臣等人的家属，这等于又树立了一个像秦国一样强大的敌人。不如就依了他，立他为王。”陈王听从，遂派使者前往赵国去祝贺，同时把武臣等人的家属迁移到宫中软禁起来，又封张耳的儿子张敖做成都君，催促赵国的军队速速进军函谷关。
《淮阴侯列传》载：汉四年，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汉四年(前203年)，韩信降服且平定了整个齐国之后，就派人向汉王刘邦上书说：“齐国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南面的边境与楚国交界，不设立一个暂时代理的王来镇抚，局势不能稳定。为有利于当前的局势，希望允许我暂时代理齐王。”当时，汉王刘邦他们正被楚军紧紧地围困在荥阳，一看韩信派人送来的书信，不由勃然大怒，骂道：“你老子我在这儿被围困，日夜盼着你来帮助老子，你却在那儿自立为王!……”按刘邦的意思，下边肯定还会说，我将把你个天杀的如何如何，但旁边的张良、陈平连忙暗中踩了踩汉王的脚，凑近汉王的耳朵低声说：“目前汉军处境不利，怎么能禁止韩信称王呢?不如趁机立他为王，善待他，让他镇守好齐国。不然的话可能发生变乱。”汉王一听立即醒悟过来，又改口故意骂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做个真王嘛，何必做个暂时代理的王呢?”就派遣张良前往，册立韩信为齐王，同时征调他的军队去攻打楚军。
这是一对相似程度很高的“双胞胎”。第一，武臣、韩信都是被派到外地领兵作战时，先自立为王，然后派人回报的。武臣“自立为王”之事，上文已有明确交代，不说，韩信立王一事，据上文看，似是先来请求、然后册立，但《樊郦滕灌列传》说，“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项羽本纪》说，“大破楚军，杀龙且。韩信因自立为齐王”，《陈丞相世家》说，“淮阴侯破齐，自立为齐王，使使言之汉王”。司马迁写《史记》往往采用互见法，他在多处提到此事，清楚地告诉我们，刘邦在荥阳被楚军围困时，韩信就是要趁灭齐之机，自立为齐王，之所以还派使者请示刘邦，无非就是使自立的齐王更加名正言顺。第二，陈胜和刘邦都不愿意，“陈王怒”，“汉王大怒”，都是大发雷霆。因为，对方分明是要挟，而且还先斩后奏。第三，都在别人的劝说下，不得不同意。因为都是无可奈何，陈王那边，如果不同意，则是“又生一秦”,汉王这边，不立则“变生”，故“不如因而立之”。第四，陈王“遣使者贺赵”、汉王“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之后，都提出要求，陈王那边，“趣赵兵，亟入关”，汉王这边，“征其兵击楚”。
不同之处：一是，从当时的处境看，刘邦在彭城大败后又被项羽大军围困在荥阳，部队缺少粮食，士气低落，处境艰难，所以刘邦说“旦暮望若来佐我”。而陈胜的情况没有交代，意味着他的处境还过得去;二是，陈王把武臣的家人作为人质，先是“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后来立武臣为赵王后，又“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刘邦这边没有这样的事(《史记》没有交代韩信家人的情况);三是，两人都在别人的劝说下封对方为王，但一个简单，一个颇为曲折。陈王那边，柱国劝他：“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这是劝说，也是叙述，没有什么波澜，很平常。而汉王这边，几个人物的言行却是极有意思：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这里有很好的细节描写：蹑足、附耳低语，写谋臣张良、陈平反应迅捷、动作机敏，画面感很强，如在目前;悟、复骂，写刘邦反应敏捷、转圜自然，外人几难察觉，同时也表现了他的个性和流氓无赖的习气。
“鄙贱之人”谢罪
《廉颇蔺相如列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于是舍人请辞去。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渑池之会结束后回到赵国，蔺相如因为功劳大，被封为上卿，官位在廉颇之上。廉颇说：“作为赵国的将军，我有攻战城池、作战旷野的大功，而蔺相如只不过依靠嘴皮子能说会道立了点功，可是他的地位却在我之上，况且他本来就出身卑贱——我感到羞耻，无法容忍。”他进一步扬言说，“我如果碰见蔺相如，一定要好好羞辱他一番。”蔺相如听到这话后，就躲着，不愿意跟廉颇碰面。每到上朝时，蔺相如常常称病，以免在朝堂上跟廉颇争位次的先后。有一天，蔺相如外出，远远看到廉颇，赶紧掉转车子回避。蔺相如的门客们感到羞耻，请求辞去。蔺相如说：“像秦王那样有威势的，我都敢在朝廷上呵斥他，还羞辱他的群臣，我蔺相如虽然无能，难道会害怕廉将军吗?只是我想，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呀。如今我俩相斗，就如同两虎争斗一般，势必不能同时生存。我之所以这样忍让，就是将国家的危难放在前面，而将个人的私怨放在后面。”廉颇一听，原来如此，深感惭愧，就脱去上衣，露出上身，背着荆条，由宾客引领，来到蔺相如的门前请罪，他说：“我这个粗野浅薄的人，没想到将军的胸怀如此宽大啊!”二人交欢和好，成了生死与共的好朋友。
《魏世家》：李克趋而出，过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以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臣何以负于魏成子!”李克曰：“……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李克从魏文侯那儿出来，顺道去翟璜家中拜访。翟璜问：“听说今天君主召见先生去商讨宰相人选的事，结果是谁当宰相呢?”李克说：“魏成子(魏文侯的弟弟)当宰相了。”翟璜气得变了脸色，说：“就凭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西河的守将是我推荐的。君主对内地最忧虑的是邺郡，我推荐了西门豹去治理。君主计划要攻伐中山国，我推荐了乐羊。中山攻灭以后，派不出人去镇守，我推荐了先生。君主的儿子没有师傅，我推荐了屈侯鲋。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李克说：“……您怎么能跟魏成子相比呢?魏成子俸禄千钟，十分之九都用在招揽人才上，只有十分之一用在自己家里，因此他从东方聘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位贤者，国君都奉为老师。您所推荐的五个人，国君都只是把他们当作臣子。您怎么能跟魏成子比呢?”翟璜怅然若失地向李克拜谢说：“我翟璜是个粗陋浅薄的人，刚才的话说得很不得当，我心甘情愿终身做您的弟子。”
这一对“双胞胎”，都是大臣，他们的相似之处是：一，都与同僚比功劳，认为自己功劳最大，对方不如自己;二，都因对方居于上位而愤愤不平，一个说“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一个说，“我见相如，必辱之”，都极不服气;三，可贵的是，两人都能知错，并且知错即改，一个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一个负荆请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从这一点看，两人都是性格爽快、明白事理的人。只是，廉颇的自省自罚，文中写得更为充分一些;四，在写法上，赵国那边，廉颇、蔺相如两个当事人都出场了，都说了话，魏国这边，当事人魏成子，没有出场，他的事，都是李克代为陈述，这样，双方的矛盾冲突淡化了，人物性格也显出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