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河北保定当兵，业余时间学习写作。写出稿子，不敢往大的刊物投。保定市文联有一家文学双月刊——《莲池》，是小刊物，距我最近，心存近水楼台之侥幸，于是便将稿子接二连三地投过去。有一天终于投中了。《莲池》一连发了我五篇小说，其中包括那篇得到孙犁老人青睐的《民间音乐》。一九八四年夏天，我就是拿着这篇小说与孙犁老人的评点文章去拜见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任主任徐怀中先生。在报名早已结束的情况下，徐主任网开一面，将我列入了名册，让我参加了考试，使我得到了进入学院学习的机会。徐怀中先生是河北峰峰人。后来我又将稿子投到保定地区文联所办刊物《花山》，在那上边也发表了两篇散文，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编发我这两篇散文的编辑是铁凝。又后来，我像一只小野兽一样战战兢兢地扩大地盘，将稿子投往河北省的刊物《长城》，在这刊物上发表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雨中的河》。我之所以先写了这么多与读书无关的话，旨在表明，我与河北的密切关系以及我对河北人的深厚感情。
二○○六年暑期，我去石家庄参加一个与读书有关的活动，河北电视台《读书》节目的主持人王宁采访过我。此前数年，因为小说《檀香刑》，我也曾接受过《读书》节目主持人周小姐的一次采访。王宁和周小姐的采访，都让我感到谈兴甚浓，原因是，她们有很高超的访谈技巧，更重要的是，她们在做节目前，认真地读了我的书，这是藏不了假的。所以我想说，主持电视读书节目的人，首先应该是个非同一般的读书人。
我的读书生活，起始于少年时期。那时中国的乡村普遍贫困，能借到的书很少，自家拥有的书更少。我把班主任老师那几本书和周围十几个村子里的书借读完后，就反反复复地读我大哥留在家里的那一箱子中学课本。数理化看不懂，读语文、历史、地理、生物。读得遍数最多的自然是语文。那时中学的语文教材分成《汉语》和《文学》两种。《汉语》是古文、语法，《文学》则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的节选。那几册《文学》课本，极大地开阔了我的文学视野。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是在那上边读到的，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也是在那上边读到的。茅盾的《林家铺子》、老舍的《骆驼祥子》、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日出》也都是在那上边读到的。还有我们河北的徐光耀老师的《平原烈火》也是在那上边读到的。读了很多遍，过了许多年，书中的情节都牢记不忘。
在保定当兵时，我曾兼任单位的图书管理员，管理着三千多册图书。这也是一个比较疯狂的读书时期。三千多册书中，文学类图书约占三分之一，其他均是哲学、政治、历史读物。读完了文学类图书，就读哲学、历史，像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都是那时读过的。虽然读不太懂，但他们那种绕来绕去、摇曳多姿的句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还影响了我的文风。
我上学时不是个好学生，但读书几近成痴的名声流播很远。我家门槛上有一道光滑的豁口，就是我们三兄弟少时踩着门槛，借着挂在门框上那盏油灯的微弱光芒读书时踩出来的。那时我额前的头发永远是打着卷的，因为夜晚就着灯火读书，被燎了。
读书的最好时期，当然是少年，那时心无旁骛，读得快也记得牢。但很可惜，我少年时，有时间读书但没书榜，现在的孩子们，有许多的书，但没有时间读。青年时期当然也是读书的好时光，但面对着浩如烟海的书，如何选择，也是一大难题。比较常见的说法是读经典，这当然是对的，但也不妨做些另类的尝试，那就是，少读一些经典，多读一些很少有人读过的冷门书，甚至稀奇古怪的书，这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也许更有用处。
我现在的读书质量和速度已经大不如前，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每日捧读不辍。古人云：“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书如灯光，引导着我，也温暖着我，尽管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饿死不吃嗟来食，冻死不烤灯头火。”但暗夜里的一灯之火，总还是能带给我们些许温暖，也许还能引发熊熊烈火，照亮我们未曾去过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