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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打开芬芳的城门吧

  • 作者:吕进
  • 来源: 原创
  • 发表于2021-11-18 21: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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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月23日,我正在进行眼部手术的术前准备,突然接到诗人杨牧从成都打来的电话。他急切地问我:“傅天琳真的出事了?”我说,“不可能吧,14号我们还通了信息的,她的病情正在好转啊。”紧接着,诗人吉狄马加从北京发来的短信又到了:“吕进先生,惊悉天琳过世,深感悲伤。人生无常,好友零落,痛哉惜哉。”天啦,看来,傅天琳的确永别了我们。

      我和天琳相识于1978年。那一年4月,重庆市文联在南温泉召开重庆市文学创作会,这是打倒“四人帮”后重庆作家的首次大重逢,会议连续开了几天,气氛欢乐而热烈,有一种过节的感觉。在分组会上,一个陌生的短发姑娘来找我,她手里拿着一个“红梅”本子,上面写了许多诗。她说:“吕进老师,请你帮我看看。”姑娘有些羞涩,自我介绍:“我叫傅天琳,缙云山园艺场的工人。”我当时是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助教,我和天琳长达40多年的终生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那个时候,她连一首诗都没有发表过呢。

      第二年的1月,《诗刊》组织了“诗人大海采风团”,参加者全是著名诗人,艾青任团长,《诗刊》破格邀请了名不见经传的工人傅天琳参加。这次采风,对天琳产生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她的眼界大开,诗思泉涌。我在1981年第4期的上海《文汇月刊》上写过一篇《果园交响诗——青年诗人傅天琳剪影》,写她“从果园到大海”的经历,《新华文摘》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从此,诗坛就给天琳戴上了“果园诗人”的桂冠。

      她从采风团回北碚,到西师来看我,这是她第一次到我家,也是我们两家友谊的开始。我太太忙邀她吃了饭才走,那个时候物资供应紧张,人也比较贫穷,吃饭还是一个大问题。傅天琳说,“好呀,留下吃饭。哎,我在上海朋友家里,一口气就吃了八个包子。”我太太一听,天啦,来人饭量如此吓人,赶紧在已经淘好的米里又去加米,这成了我们后来常说的笑料。

      几十年了,她对我的称呼总是“吕进老师”,不会少那个“进”字;称我的太太则是“小李老师”,不会少那个“小”字,其实“小李老师”比她还大半岁。而我则叫她的先生罗怀净“小罗”,跟着儿子半调侃地叫她“傅嬢嬢”,一直到她去世。“嬢嬢”是四川话,就是“阿姨”。

      果园,这是傅天琳的第一个独特印记。她的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浓浓的果园工人的气息,很清新,很纯净,负离子很多。她的诗有技巧,但是她的为人却没有技巧:有的是工人的朴实,本分,善良,直率。诗人流沙河对我说,“傅天琳是个老实人”,这是很准确的评价。她也常常自嘲自己说的一些哈(傻)话,做的一些哈(傻)事。 她喜欢谁,不喜欢谁;尊敬谁,不尊敬谁,一切都会对本人说出来,从不掩饰。她刚从果园调到重庆出版社的时候,面临很大的工作压力。我这里偶然发现她那时给我的一封来信:“我由于协助本泉老师看一点诗稿,我的直觉不能化为编辑的文字啊!于是,我认认真真地、逐字逐句地读起了你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有一晚,我读到晚上两点钟。请原谅,虽然我已经透露出这之前我没有细读这本书的真实。”

      1987年,我的太太在新桥医院动了八个小时的大手术,生死未卜,我24小时都守护在病床前。那时,新诗研究所刚刚在争议中建所,我又刚刚从讲师破格提拔为教授,真是压力山大啊。医院管理很严,不许探视,傅天琳却不知用的什么办法,居然说服了门卫,溜进病房看望“小李老师”来了。我家没有其他亲人在北碚,读初中的儿子就没人管了,他一人在家,自己上学,自己吃饭,自己照料自己的起居。天琳得知后,从重庆出版社挤公交车到北碚,去我家看望儿子。在家里,她看着我的儿子,询问他的生活情况,谈着谈着,实在忍不住了,大哭起来,抱着儿子说:“我的儿子,你受苦了。”

      新时期,是傅天琳的又一个独特的印记,她是新时期的“新来者”。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新时期,那是中国新诗多么美好的年代!我曾经在《文艺研究》写过一篇文章《论新时期的“新来者”》。我说,新时期有两类年轻诗人,一类是朦胧诗人,一类是不写朦胧诗的在新时期出现的年轻诗人,后者可以叫“新来者”。她立即写文章呼应,题目是:《我是新来者》。新时期诗坛非常活跃,众声喧哗,但是,不管诗坛上吹什么风,时髦什么流派,天琳都漫不经心,更不会卷进去。她守住自己的诗的尺度,去选择、去吸纳各种流派一切有用的营养,丰富自己。她不属于任何流派,她又属于任何流派,她单纯而又丰富。傅天琳拥有敏锐地感知诗美的天赋,她的艺术生命特别长,从十几岁到她在去世前4个月写给我的墓志铭,整整有60年。读天琳娓娓道来的诗,你会感受到诗里有她全程参与的生命,她的心跳,她的体温,她的微笑和她的泪水,你会被她的诗句所触摸,所感动,所提升。一个诗人能够如此完美地进入到生命这么深这么柔软的地方,说实话,在当代诗坛是很难有人能望其项背的。

      我和傅天琳算是至交。即使很久不通信,长期不见面,对于诗坛的人和事,我们都会知道对方的看法,心灵感应绝对是准确的。40多年里,我们有许许多多有趣的经历,罗夏买苹果就是很有意思的故事。1988年我在北京的北纬饭店出席第三届全国文学奖(诗歌奖)评委会,现在已是外交官的傅天琳的女儿罗夏那时在外交学院念书,我就叫她到饭店去玩。评委们全部住在饭店的二楼,每个人的房间大门都写有姓名。罗夏是傅天琳的女儿嘛,对诗人并不陌生。我住在走廊的最里面,于是带着小客人一路在走廊上走过去。罗夏看到:“艾青”,吐了一下舌头,哎呀了一声;又看到:“臧克家”,又吐一下舌头,哎呀了一声;再看到“冯至”,又吐了一下舌头,哎呀了一声;就这样,她一路“哎呀”到我的房间。送她走的时候,我问,夏夏,哪里有水果卖呢?那个岁月,水果可不是容易买到的。罗夏说:“这一带我比较熟,我带你去。”于是,出得宾馆,她带着我,疾步地走街串巷,可积极了,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巷里买到了苹果,装了一塑料袋。我又送罗夏去搭公交车回外交学院。挤上车后,罗夏转身向我挥手。我把塑料袋从车窗递上去:“拿好啊!”罗夏的笑容一下子尴尬起来:“怎么?找半天,是给我买的吗?”

      2019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全国诗歌座谈会,重庆应邀出席会议的人最多,有5人。会议期间,重庆出席会议的娜夜、傅天琳、李元胜、蒋登科和我一起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和天琳的最后合影。有位诗人向天琳埋怨说,分组会议太枯燥,每个人都念自己的发言稿。天琳笑起来:“我们这组才不是这样呢,吕进老师好会主持会议啊,不断插话,会议热闹得很,好安逸呀,你赶快转组过来吧!”

      2021年6月,新诗研究所和悦来集团在悦来联合主办“悦来新诗力艺术节”和“第七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我给天琳发信:“你来一下吧。”天琳立即回信说:“吕进老师,我病得很重,悦来可能来不了。”我这才知道她病得很重了,于是准备去看望。她来信说:“别来,要核酸检查,不准进来的。”6月23日,天琳发来微信,我读了以后,心情沉重,把信转给了北碚区委宣传部江绪容部长。天琳写道:吕进老师,我的病很重很重。我正在和病抗争。如果我赢了,我就是老英雄。如果出现万一,我希望长眠在果园,并请在墓碑上刻下这样的诗句。

      果园,

      为我打开芬芳的城门吧

      让花朵们因我的诗加紧恋爱

      让落叶得到安慰

      北碚区委区政府一直在筹建傅天琳诗屋,作为“中国新诗创研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北碚区建立的这个中心由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作指导单位,吉狄马加题写匾牌,已经选址在北温泉公园里的兰草园,即将挂牌。10月14日,我给从加拿大赶回守护妈妈的罗夏发去视频,告诉“傅嬢嬢”,诗屋的进展非常顺利。罗夏来信说:“吕进叔叔,非常非常感谢。我把视频放给妈妈听了,她说你们安排得很好,可惜她现在完全出不了力,今年一年都在生病,住院,没有顺利过。真心感谢你们做的这所有。今天是重阳节,也祝愿您和小李老师健康平安。”这时离天琳去世仅仅只有9天了兰草园离果园很近,就让流溢着嫣红、黛绿、鹅黄、青紫的果园,飘散着淡苦、浓甜、幽香、芳馨的果园陪伴着诗人傅天琳的诗吧,永远永远。

      在这些日子里,我想起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引用的陶渊明的《挽歌》的诗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亲人或许还没有走出悲痛,友人也已经唱过了挽歌。生死都是寻常事,就让身体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成为永恒的大自然吧。昨天,我到天琳的家去看望“小罗”,“小罗”说,天琳是在他的怀抱里,有儿子陪伴在旁,安静地闭上眼睛的。可以看到,在平静中,生命体征在屏幕上一点点消失。这给人以安慰。

      “傅嬢嬢”,你安息!

    【审核人: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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