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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稻花满国香

  • 作者:英沙
  • 来源: 原创
  • 发表于2022-08-03 15: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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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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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岳麓山又称为大天马山,谷山因而被称为天马之踇。登高一望,谷山峰峦起伏,遍布四野,犹如无数倒扑的金笸箩,或者丰收后一堆又一堆即将入仓的金灿灿的粮食,令人浮想联翩。张目远眺,只见望城数十万人的区域俱在眼前,历历可数,宛若沙盘上的仿真布景,竟有种眼前突兀见华屋、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味道;而背靠城垣,替天下苍生入谷山寺乞福,又是一层境界。

      2019年8月8日,长沙谷山宝宁寺。

      这一天,是佛门水陆法会的大型庆典,也是谷神回归宝宁寺的重大节日。本寺的主持身披红色袈裟,居于首座,一众僧人穿着黄色的僧衣,整齐地排列着。海潮音的佛声此起彼伏。唐风唐韵的崭新大殿全开,宝相庄严,香烟燎绕;大殿上,并列供奉着七位大仙:最左边是神农,最右边为伏羲,中间五位,就是五谷大神。

      中国传统的五谷为大米、小米、高粱、大麦、小麦,每一种粮食对应着一位神仙,每一位神仙代表和统管着一种粮食。民间称,五谷大神能镇压天下一切邪恶。据当地人讲,谷神曾在谷山显灵;在谷神的护佑下,长沙得以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古代传说,由于粮食匮乏,众生艰难。神农氏为了百姓的口粮,尝遍了百草。这样能分辨什么植物可以吃,什么植物不可以吃,乃知稻谷能养育黄色人种。因了他的恩赐,中华民族结束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饥荒时代。

      伏羲氏教男耕女织,授人以渔猎,冶金成器,教育人们烹制熟食,减少疾患病苦。又教授文化,推广音律,诲人以礼,调阴阳、均历法、测吉凶,不误农时。他提点百家百姓走向文明,为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流,都取了一个温暖的名字。自此,华夏族人始有姓名。

      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神农、伏羲,都是神一般的存在。

      古文字当中,稻字象几个轻巧的农具,正在筛谷脱粒,金黄的颗粒从稀疏的缝隙点点滴滴地漏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稻从舀,像人在臼上治稻之义。”可见,我国稻谷的种植,可以追溯到炎黄时代,甚至更远。

      中国气候四季分明,无论是黄土地,还是黑土地,都是质地优良、宜种宜播宜生长各种谷物,不象欧洲只宜种植小麦大麦。中华大地是水稻的故乡,数千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遍植水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是鱼米之乡。国泰民安的治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粮,形成了季节的良性轮回。阳光的磋磨,风雨的洗刷,土地的沉淀,稻米在每一个农人的脸上、身上、四肢上到处留下岁月的痕迹,只有丰收的喜悦,才能最大限度地打开他们一年到头劳累的心结。

      大米象黄金,象白银,更象是我们命运里的救星和克星。百姓口口相传的家训和民谚,如“家有金银满屋,不如米粟一斗”、“家中有粮,心中不慌”、“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老鼠存有三年粮”等等,都反映出粮食的重要。

      历史上,中国既是一个粮食大国,又是一个饥荒大国,历代统治者都把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存粮备荒放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可是即便如此,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问题依然十分严峻。由于古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粮食安全只能停留在维持最低生活需求的层次。

      千百年来,因粮食而引发的战争比比皆是。为了一口吃食,暴民纷起者,屡见不鲜。历朝历代,更新体制的力量,就是农民起义。一部二十四史,更反映出一个民族饱受粮荒之苦的剧痛和挣扎。

      宋元明清时期,虽然粮食亩产有所提高,但人口的迅速增长,又使粮食需求剧增。大量土地掌握在官僚、士绅、地主手中,普通农民被课以重税、被强迫劳动,无论怎么勤劳,始终无法摆脱贫穷困苦的悲惨命运。社会动荡加之水旱灾害频仍,天灾加人祸,使他们时时刻刻在死亡线上奔走。

      中国近代史上,区域性的粮食危机时有发生,因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低下,所导致的局部灾荒几乎没有中断过。曾几何时,中国人因缺食少粮而导致营养不良,被觊觎者蔑称为“病夫”。

      1876-1879年的“丁戊奇荒”,席卷了中国的五个省。饿死者至少有1000万人,2000多万人因灾而出逃,其中河南、山西受害最为严重。伴随着旱灾持续,粮食极少,啃树皮、抢观音土、挖野菜的灾民比比皆是,待这些都吃完以后,迎接他们的就是死亡。光绪三年,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

      宣统二年三月初二(1910年4月11日),因米市控制在富商手中,粮食不断涨价,贫民买不起粮食,长沙黄姓一家四口跳潭自尽。三月初六日,湖南暴发抢米风潮,饥民如风起云涌,抢夺大米,践踏米市,焚烧粮仓,遭到了大清湖南巡抚衙门的血腥镇压。

      上个世纪之初到1937年,四川省经历了除旱、涝这两种常见灾害以外的雹灾、虫灾,还有人祸、匪灾。据四川省“赈济会”统计,1936年、1937年全省受灾,大户囤粮,米价疯涨,川省境内各处,时见饿死人的现象。

      日寇入侵后,为了“以战养战”,大肆在中国战场搜刮粮食。随着战争的深入,日军占领了东部产粮区,封锁海岸线,中国军民的抗战益加艰难。1942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持久的战火,令原始的小农经济全面崩溃,农民的生活越发困顿。日寇在华北疯狂抢粮,遭到了敌后抗日武装的顽强抵抗和坚决反击,一场抢粮和反抢粮的粮食拉锯战打响。抗日军民坚壁清野,抢收粮食,埋藏粮食,取得了反扫荡、反清乡的胜利。在晋察冀边区,八路军与民众一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实行军垦,生产自救,一面抓生产,一面打鬼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连年战乱之后百废待兴,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全国很多地区水里旱灾害频仍。许多百姓依旧因为饥饿和贫穷而走投无路。在那时,遇上自然灾害,别说米饭,连草根、树叶都没得吃。饥饿带来的剧痛感和绝望感,很多人疲于奔命,最后倒在求得一口饭食的路上。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军队节节胜利,美国人突然发现一个规律:中国人攻击的节奏往往以一个礼拜为期,后来明白,中国军队缺粮,加上交通运输线时断时续,粮食最多能够供应一个礼拜。那时候哪来的大米吃,志愿军战士一把炒面一把雪,啃着冻硬的生土豆,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会儿,真难哪!

      1959年至1961年,因长江发洪水,造成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直逼200万。粮荒殃及20个省区,受灾面积高达3380万公顷。自1959年开始,全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下降15%,三年的特大持续干旱,全国损失了上亿斤的粮食。

      解放后到上世纪70年代,因为粮食生产和供应不足,我国城市一直实行的都是配给制,居民凭票证购买一家人定量的口粮。大米曾经是如此的珍贵,大人们有米都舍不得吃,省下来给病人或者长身体的小孩子们吃。

      粮食!粮食!

      粮食是国之命脉,老百姓的生命线。

      民以食为天。谁能撑起东方的这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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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子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当久违的和平降临东方这一片古老的土地,泱泱大国的人口急剧增加。人口人口,每个人都有一张口,都需要填饱肚子。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要使百业兴旺,要以人为本,更要以粮为本。

      粮食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1949年3月,毛主席在西北坡亲自接见了曾主导和参加大生产运动的三五九旅主将王震,问他,革命就要成功了,你有什么打算?王震说: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一切需要去的边疆去,到新疆去!那里需要解放,那里需要开发,那里需要发展经济。

      从此,他带领一大批战士,开辟了除战争以外的第二战场,开始了屯垦戍边、建设新疆的艰苦创业。

      那时的新疆,每户农民只有一把坎土曼,一把镰刀,每6户人家共用一张土犁。驻疆20万部队刚开始从甘肃拉粮食,运价是粮价的7倍。从苏联进口的10万吨军粮每年要花3000万卢布,新疆军区每个月要用一架专机从北京运一趟银元来购买粮食。美国副领事马克南曾经预言:中国的军队将会饿死在新疆!

      在完成减租反霸、剿匪、实行土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开办工厂、创建学校等一系列艰巨任务后,王震带领同志们向大漠要地,向荒原要粮,靠肩膀扛、靠双手挖,在东起若羌、南到昆仑山北麓、西至帕米尔高原、北抵天山南部的塔里木盆地上开展新的“大生产运动”,在每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原上围垦土地,开荒种粮。

      几年下来,王震的部队象开了挂一般,一个劲地往前冲,往前闯。仅仅五、六年时间,他们搬走了14万座沙包,修建了6100座水利设施,修造的灌排水渠道长度达14000公里,开垦了200多万亩的土地,把荒凉的戈壁滩,变成了中国的新粮仓。

      当王震展目一望,看到金色的田野在他的眼前大片大片地展开时,他的内心顿时开满了稻花,瞬间香遍全身,脸上竟然现出了孩子般的笑容。后来,王震回京看望毛主席,带来新疆哈密瓜、葡萄干等土特产。当毛主席尝过了白花花的新疆大米煮成的热气腾腾的米饭之后,直夸王胡子了不起,这是伟大的创举!

      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北大荒博物馆,有一幅版画,题为《第一道脚印》。画面里,乌云低沉,垦荒勘测队的几位战士扛着设备,拄着木棍,行进在茫茫雪原,身后留下一行行脚印,这是当年开发北大荒的真实写照。

      博物馆内,一面长达25米的铜墙上,镌刻着长眠于黑土地的北大荒人的名字,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是12342名拓荒者。如今,更多的北大荒人及其后代依然在此奋斗拼搏,将这里从人迹罕至的“莽莽荒原”,建设成富饶丰盈的“中国饭碗”。

      黑龙江省北部嫩江流域、黑龙江谷地与三江平原广大地区,总面积达5.7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遍布黑土,水源丰富,素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美称。这里曾经因水洼和沼泽众多,人畜掉进去一下子就被吞没掉,自古以来被当作凶险之地,丢荒了千百年,因而得名“北大荒”。

      王震视察后却认为,这儿土质肥沃,地原广大,适合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生产,认定这里才是他实现“大农业”宏伟构想的另一处好战场。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王震《关于开发北大荒问题》的请示,并决定予以更大力度的支持。于是,王震挟着胜利的余威,又带领着十多万官兵,直奔北大荒,再次向荒漠开战,杀了个漂亮的回马金枪,再创辉煌。

      到2020年止,新疆的良田超过了一亿亩,年产大米六十万吨以上。北大荒的良田也超过了数千万亩,累计提供了上万亿斤的大米。

      随着粮食的丰产和足量供应,中华文明一步一步恢复了生机。

      与此同时,解放以后,中国的农业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农业体制和机制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根据社会发展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农业生产方式可以分为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三个阶段之间有延续性和递进性。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总体部署和各要素之间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消灭城乡差别,构建农业现代化。

      1953-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村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主人翁精神,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粮食产量增加。

      1957-1978年,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按工分分配劳动成果的经营形式,并由此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营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进而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结束了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基本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开始从以增加产量为主的生产主导型传统农业发展道路,转向优化结构、提高农产品品质、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技术经济主导型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农民收人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生活正在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现在,我们一般把中国东部和南部主要生产大米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定义为中国的四大粮仓。1997年到2020年的二十多年当中,中国粮食连年丰收,平均每年的大米产量达到了两亿吨。

      其中,并没有单独地提到新疆和北大荒。

      然而,王震将军的塑像就矗立在北大荒的原野上,那是他举起第一根火把烧荒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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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1月,有个人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国策,并把吃饭不愁摆在了第一位。几年当中,他几乎走遍了中国尚存的穷乡僻壤,创立了“精准扶贫”战略,使数千万人摆脱了贫困。

      这个人,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说,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

      有个人,对这一番话深以为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这个人是中国的顶级农业专家袁隆平。

      2019年9月23日,习近平亲手给袁隆平挂上了共和国勋章,以表彰袁老对中国粮食安全所作出的特殊贡献。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耀,那长长的一串金镶玉,黄的象谷穗,白的如晶莹饱满的米粒。

      2021年5月24日上午9时38分,乌云四合,长空如瀑,伴随着淋淋沥沥的雨声,仿佛宇宙星河热泪长流。湘水呜咽,经过的汽车自动停下,纷纷鸣响车笛。长沙的十里长街上,十多万自发的市民沿着灵车车队流动的路线缓缓地移动着,一起送别袁隆平老先生,这位跨世纪的先贤和老前辈。

      在长沙人的记忆当中,几个世纪以来,南方最隆重的送别的仪式还有一次:1906年5月29日,陈天华归葬岳麓,送葬队伍自长沙城绵延至赫曦台,十数华里哀声不绝。

      他走了,正如他在九十一年前,悄悄地来到这个世间,除了留下凝聚着他心血的累累科研硕果和世人满满的不舍与怀念,真的没有带走一丝云彩。

      袁隆平出生在1930年的北平。据为袁隆平接生的医学专家钟世藩老先生回忆,袁隆平出生时不哭也不闹,只用他那独特的小眼睛仔细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眼光里充满着好奇、慈悲与怜悯。

      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毕业于东南大学中文系,当时正处于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全家人虽颠沛流离,五六个子女嗷嗷待哺,日子过得非常艰难。1936年,全家人落脚汉口,袁兴烈任职平汉铁路局。一年后,抗战全面爆发,袁兴烈倾尽积蓄,打造了500把大刀,捐献给长城抗战的国民革命军。据说,这批刀全部交到了二十九军手中,他们如虎添翼,用这把刀砍杀了一千多名日本鬼子。此后,袁兴烈激于国之大义,旋又舍妻弃子,投笔从戎,参加了冯玉祥的军队,并担任上校秘书,亲自走上了抗日前线。

      父亲为了救这个生长他养育他的祖国,掏空了自己的家底,最后,还把自己捐献了出来。这份奋不顾身、赴汤蹈火的赤子情怀,影响了袁隆平的一生。

      他说,六岁那年,母亲带着他来到郊区的农村果园郊游,母亲告诉他,“我们餐桌上的粮食是土地里长的,身上的衣服也是土地里生长的棉花做成的,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土地。”

      从此,土地这两个字从此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

      十九岁那年,袁隆平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当时的西南农学院农学系,专门学习农业领域的科学知识。几年后,他顺利从大学毕业,遵从自己的内心,到了湖南省黔阳县安江镇农业学校当了一名老师。

      袁隆平很早就注意到,中国有了良好的农业体制和机制,有了亿万亩良田,如何提高单产,是另一个关键性问题。投入和产出不能配比,粮食仍然无法满足国人需要。他说,一粒粮食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由此灵光一闪,萌生了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然而,袁隆平的设想与传统的经典遗传学观点相悖,许多权威学者认为他是蚍蜉撼树,周围充斥着反对声甚至嘲笑声。

      他在反复思考、探索之后,却更加执着地坚信自己的想法。为了寻找到理想中的稻株初种,他吃了早饭就下田,带着水壶与馒头,一直到下午4点左右才返回。艰苦的条件和不规律的饮食,让他患上了肠胃病。炎炎酷暑,他每天都手拿放大镜,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大海捞针般在成千上万的稻穗中寻找,汗水在背上结成盐霜,皮肤被晒得黑里透亮。可他就是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意志,勘察了14万余株稻穗,甚至更多。

      海南岛南部地区全年高温多雨,日照充足,热量丰富,是培育农作物新品种和加代繁殖、引种繁殖的天然基地。1968年的冬季,袁隆平一行三人第一次来到了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在这里,他们开始了杂交稻种的培育和扩展新试验。五十多年后,海南的试验基地已经达到数万亩,惠及当地百姓数百万人。

      水稻的生长期是100天左右。在湖南,一年只能种一到两季。到了海南岛,则可以在冬天多繁殖出一代稻子。

      国家南繁育种基地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林永平后来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用镰刀锄头在海南岛开展南繁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很多都成为了现在活跃在农业科研领域的泰斗级专家。袁隆平自不必说,还有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启发,中国‘转基因抗虫棉’创始人、棉花育种专家郭三堆,玉米育种专家李登海,西瓜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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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隆平不被埋没,能够科研有成,是因为,他遇到过几位真正的伯乐。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发表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月刊第17卷第4期上。5月,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以科委九局名义致函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明确支持袁隆平的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活动,指出这项研究的意义重大,如果实验成功,将使水稻大幅度增产。

      “文革”洪流袭来时,袁隆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各种大字报上,袁隆平屡屡被点名批判,被指责为贩卖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的“白专分子”。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拍案而起,抖动着国家科委给袁隆平的公函说,袁隆平就是受保护的对象!

      1975年12月20日,为杂交水稻而进京寻求帮助的河北农业专家陈洪新,给自己的老同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写了一封汇报信,针对杂交水稻新品种的进行介绍,并提出了向全国推广的建议。两天后,华国锋等人听取陈洪新作了三个多小时的汇报。

      听完汇报,华国锋当即拍板: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这一年的冬天,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云集海南,发动人海战术,大规模南繁制种,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3.3万亩。第二年,全国推广杂交水稻208万亩,增产幅度普遍在20%以上。中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了一次飞跃。

      此时,距杂交水稻研究发端整整十年。

      袁隆平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中国人远离饥饿。

      农业科学是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应用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袁隆平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并提出并实施了“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实打实地使亩产和单产不断提高,这看得见的成果,令举国上下惊喜连连。

      我们都是门外汉,不知道他所讲的“三系法”、“两系法”到底是什么戏法。但科学是严谨的,绝对不是变戏法。它是一个执着者的坚守和耕耘。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研究超过了半个世纪,呕心沥血,苦苦追求,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

      科研团队的人们一直都记得,上世纪90年代,袁隆平带领团队继续奋战在田头,连续攻破水稻超级育种计划。1997年,袁隆平又开展超级杂交稻研究。于2000年、2004年、2012年分别实现中国超级稻百亩示范片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目标,逐步跃至1100公斤,并不断刷新这个记录。而今,已经迈过了亩产1200公斤的门坎。

      2013年,他启动了百亩示范片亩产1000公斤的超级杂交稻第四期目标攻关,计划到2020年前实现目标。同时实施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不断促进科技成果的生产应用。自2007年以来,中国杂交水稻取得了巨大的增产、增收效应,全国已有7个省市实施,其中湖南省全省参加的县(市、区)由20个增加至2012年的50个,面积达882万亩。截至2020年,累计示范推广面积3000多万亩,增产30多亿公斤。

      2006年,袁隆平亲自将中国26年粮食受捐史画上了句号,中国彻底脱离了联合国的粮食捐助。从1976年杂交水稻研究成功推广至今,中国累计种植60多亿亩,增产稻谷6亿多吨。现在,杂交水稻被推介到全世界,如果全世界50%的稻田推广种植杂交水稻,全球能够多养活四、五亿人口。

      袁老曾深情地怀念他的母亲,他说: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他累了,他走了,永远地长眠在他的母亲身边,长眠在他的祖国母亲的怀抱里。

      秋天在望,丰收的季节又要到了,在三江平原,在黄河河谷,在长江沿岸,在珠江之湄,在南疆,在北国,满地的金黄成规模成建制地扩展着,延伸到天涯海角。金子般的谷穗沉重地垂着头在风中摇曳,到处洋溢着稻谷的飘香。

      新中国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超过世界上22%的人口,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粮食生产领域也从从原先传统的“湖广熟,天下足”,转变为遍地开花的大规模现代化农业基地。中国农业,不仅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更为中国的崛起夯实了基础。现在,机械化农业生产逐渐代替了人工劳动,耕地的设备,插秧的设备,收割的设备,打米的设备,等等,不断推陈出新。中国正在向农业现代化的全面实现迈进。

      1999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将最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袁隆平星。

      ——2022.08.03.

    【审核人:站长】

        标题:风吹稻花满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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