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包括文学作品，不仅是思考的产物，也是情感的产物。
情是激发。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充满了多样性。那么表达感情的诗文自然也是多种多样。诗、散文、音乐等文学作品的感情因素会更浓烈一些，即使是理论著作，像《资本论》、《论持久战》等，也都和某种情感有关。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憎恨，没有对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命运的深切同情，马克思不会花了四十年去写《资本论》等著作。没有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愤恨，没有解救被日本铁蹄下受奴役的四万万同胞出水火的强烈责任感，没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愿望，反驳“速胜论”、“亡国论”等各种错误论调，毛泽东也不会去写《论持久战》这部著作。
情是压力。司马迁受宫刑后感到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朝廷的不信任，亲朋好友的背离疏远，社会的歧视、不理解，自己在感情和身体上的双重伤害，简直让他痛不欲生，社会的偏见也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就应该去死。可是，父亲未完成的《史记》的遗愿，历史上遭受磨难、不被人重用，便退隐下来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怨愤的事例，像“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司马迁想明白了，我也要像他们那样，来完成史记这部著作，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侮辱，又有什么后悔的呢！理智终于战胜了社会的偏见。没有这种思想感情的转变，便没有史记的诞生。
情是动力。列宁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因为国人精神上的麻木不仁，促使鲁迅弃医从文。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
可见，没有这此事件也不会让鲁迅受到这么强烈的刺激，也不会促使鲁迅弃医从文，改变志向。当然这里也有一种爱国之情，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是这样一些情感，让鲁迅写下了大量的改变国民性的文章，对促进国人思想和精神的转变、解放和提升，对中国的文化事业起到了极为重要也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情是源泉。常写作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有了想写的冲动，那是很难阻挡的。那种不想写的文章，那种任务式的公文，是最遭罪也是写不好的。
我喜欢见过后不久创作的音乐作品，像《我的祖国》、《歌唱祖国》以及一些电影插曲。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饱含激情，有真情实感。一部电影出来，主题歌立马风靡全国，争相传唱。现在电视剧、电影这么多，能够引起共鸣的电视剧主词歌太少了，我以为不是差在作品的歌词上，而是差在作者缺少真情实感上，感觉是在那硬性创作。1979年自卫反击战时有些好的音乐作品，感到作者有一种真感情在里面，没有这种真感情，词再好，作品再有艺术水平也不行。
2021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