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长的大山深处，山里人有时把死亡看得无比沉重，有时又任凭风雕雨蚀，坦然从容。
大伯年轻时，最忌别人对他说死亡的事，开玩笑也不行，准急。但年过五十，大伯对“死亡”却“随意”了起来，时常同伯娘商议打制棺木的事，每次商量，都被伯娘臭骂：着急死哩？
也许，一切皆有造化，不着急打制棺木的伯娘，于2010年患癌症走了，那时全县已经推行了火化。伯娘火化后用一米长的小棺木装了骨灰，葬在山岗。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人死后被火化的样子，儿孙们为死去的人穿好寿衣推进火化间，过一两小时，至亲之人小心翼翼抱着一包灰便回了家。生前多少苦难、多少荣光，死了就化成一包灰，浮云一般，飘过人世。
十二年后，大伯也患癌症走了。同样，用了一米长的小棺木。同样，也葬在山岗。但是葬着大伯和伯娘的山岗，隔着山谷，云月相同，溪山各异，相去三里，如阻沧海。大伯和伯娘生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携相守，走过半生。我想，也许这是大伯和伯娘的另一种相守，山谷相隔、相对而望、同风同雨。就像大伯生前同伯娘在地里劳作一样，当日落西山，仿佛又可听见大伯那低沉的声音对着伯娘大声喊道：太阳落山了，下坡整晚饭！
大伯走的两周前，我回老家看望他老人家。到家时已近下午，望见大伯斜躺在沙发上，如枯朽干柴。虚弱的身躯支撑着宽大的衣服，两只手蜷缩袖筒，像被惊吓的小猫躲在石头缝里。厚实的毡帽随意地扣在脑袋上，两边的帽耳朵一高一低翘着。毡帽下是枯槁的面容，那么清新，又那么陌生，只是，那发黑的脸上再无半点红润，粗硬的胡须也有些花白、有些凌乱。整张脸像一层薄薄的面皮敷在面骨上，脸颊内凹，两侧颧骨犹如突兀瘦小的山包，连着的下颌骨如失去弹性的弹簧片，说起话来，软弱无力地张合着，头上的毡帽的耳朵也跟着一上一下地摆动。
当下午暖暖的阳光穿过窗棂，也把窗外的屋檐影子投进来，斑影落在大伯的脸上。已是深秋的季节，风从门缝吹进来，大伯下意识地把脑袋往大衣里缩了缩，脸上的影子就虚虚幻幻地移动着。日光斑驳，大伯的面庞更加显得枯黄，唯有眼珠子最为灵活，循着阳光，透过窗棂，像孩童手里的糖葫芦一样滴溜溜地转着。
我问大伯在找什么。他说：就是看看外面!
我说：“我陪你出去转转，走走看看，呼吸新鲜空气。”
大伯说：“算了吧，这个山旮旯我转了一辈子，不想去走了，再说我这样子出去，丢人！”
说“丢人”二字的时候，大伯顿了顿语气，咽了咽口水，说得铿锵有力、斩钉截铁，仿佛他年轻健硕时挥舞着一把锋利的镰刀，“唰”的一下割下一把稻谷。大伯患喉癌，中后期无法进食，医生让大伯从鼻孔打管子到胃里，可以进点流食，但是大伯毅然拒绝，说那像什么样子，邻居看见多丢人。
在大伯这里，病痛就像一种耻辱，羞于见人。
古稀之年的大伯，生命已然走到尽头，像一茬成熟的庄稼，安详地躺在大山的怀抱里，等待着收割。当堂哥把病情告知大伯时，他已想到了自己的归宿，也豁然接受了自己的宿命。
操劳一生的大伯，到死的时候都不肯停歇，亲人们都说，歇歇吧，养养精神。他却说：“除非哪天突然倒下，不然我是不会在床上躺着等死嘞！”
就这样，趁着自己还能动弹，大伯开始忙活着自己后事所需的物事——每天到老屋劈柴，再一捆捆地扛到新屋后，这样来来回回半月；再用了一个多星期，编织了簸箕——说是死亡后用来装土垒坟；整理自己的存款及现金……像待产的母亲为自己还未出生的小孩准备衣物一样，一丝不苟，细致入微，没有半点马虎，以最虔诚的姿态等待着那生命的神圣时刻，只是一个等着生、一个等着死。
母亲说，你大伯要强了一生，苦了一生，临死还那么要强，还那么艰苦，还在为儿女考虑打算。
我知道，这时的大伯，是用生命最后的尊严顽强的活着；我知道，这时的大伯，是想用自己生命的剩余价值，再庇护一次他的儿孙，耻于用一堆干柴来麻烦儿孙。
这就是大伯，一生都在损耗的大伯，他使你想到延续、挣扎、血汗和不甘。听到母亲说这些，我的心里感到无限苍凉、悲伤，但却有又感到无限旷达和宁静。我想到了生命归于尽头之后，那种面对死亡抱以沉默的冷峻和深刻的留恋，是多么令人忧郁、多么令人感动。
大伯是个朴实勤劳的农民，就像他抽的自卷土烟一样，简单粗糙——在我的印象里，大伯经常抽自卷土烟，烟筒是用一节普通的竹子做的，含在口里的那头，被唇齿磨得铮亮，插卷烟的那头，被火星烧成了炭黑——我首先还是想到普通土烟的物象，没有香精和尼古丁，只有自然纯粹的楚楚清香。
在大伯最后一次进医院的时候，癌细胞已扩散至肝部。医生让堂哥把大伯接回家，准备后事。
面对无法治愈病痛和即将到来的死亡，堂哥一家只得接受、妥协和坦然。
死亡也许是柔软的，也许又是狰狞的。
当死亡遥不可及的时候，犹如远山，或秀美如画，或巍峨壮丽，甚至还给人带来灵感，激发出美妙的诗歌和画卷。而死神近在眼前之时，却如深渊，或寒气逼人，或云迷雾锁，让最勇敢的人也不免身体发软，周遭的一切都变得阴深可怖。
即使对“死亡”已不再害怕的大伯，在他平静从容迎接死神降临的过程中，我依然能感受到大伯些许的焦虑和无助。
亲戚不间断来看望大伯，邻里时常来找大伯聊天。可大伯却是躲着，不愿见人。
任何一种死亡，都是悲痛的。而随着时间流逝，生老病死的人们，那种对生命想要抓住却无法抓住的感觉，不是豁达，便是不甘。或许是大伯内心深处还不相信死亡进入倒计时这件事，还不甘接受生命就这样草率结束。所以，在旁人把他当做将死之人，抱以探望、抱以嘘寒问暖的时候，这种不平等的交流方式，也许会更使他感到压抑、感到无奈、感到愤怒甚至感到悲凉。
我知道大伯对生命还保留着渴望的，盼望着有奇迹发生的。
我回家的第二天，正值街上赶集。我一早去大伯家，但他早早就已经上街去了。
中午见到他，同他聊天才知道，他听同村另一个老头儿说在街上一个药铺买了一种药，服用后精神很好，还能吃得下饭。他说那老头儿患病和他的症状一样，想买来试试，能吃下饭，就有力气。
说着，他便把药找出来让我看，像是一个收藏家给我看刚刚收藏的古老宝贝一样，眼睛里透着光，脸上带着自信的笑。
我看了这“药”，名叫驴胶补血颗粒，补气血，其实是一种补品……
我没有对大伯说这个“药”不能治你的病，我说这个“药”不错，服用后有力气，精气神好，提高免疫力，晚上睡得香。
大伯高兴地把“药”收了起来，因为不识字，他相信我说的话。但我的心脏，如同被吸进无边无际的黑洞一样，被引力撕裂着，万般疼痛。
大伯的喉咙或者胸部疼痛的时候，是与死亡抗争最为强烈的时候，是最不甘屈服于命运的时候。
我父亲有一门“古老”的手艺——拔阴箭。据农人传说是阴间发生战争射出的箭伤及到了阳间无辜之人，被“射中”的人身上“伤口”会莫名的疼痛。这时候只需找一人“施法”把身上的“箭”拔出来，疼痛感就会减轻甚至消失。听母亲说，父亲是年轻时在一位耄耋老头那里学来的。“拔”的时候默念口诀，手指在疼痛处抓挠再反向扔出，“阴箭”就“拔”出来了。还别说，父亲这门手艺，在乡里还算颇有名气，每当农忙时节，农人身上偶有莫名疼痛，都会找我父亲“拔拔阴箭”。
我一直不信这门玄乎其玄的“手艺”，但山里人世世代代在土地里讨生活，自然也会对有些神秘莫测甚至玄乎其玄的“生存技巧”母庸质疑。
特别是不甘等待死亡的大伯，他需要做点什么，他需要活下去的奇迹，他把这奇迹寄希望于我父亲的神玄的“独门绝技”。也许，这是大伯做的最后一丝挣扎。
每当身体疼痛时，到了晚上大伯就会去找我父亲给他“拔阴箭”。每次“拔”后，大伯说感觉轻松了许多。然后就同父亲聊年少无知时、聊艰苦岁月时……聊到很晚很晚。
我不知道大伯是否真的轻松许多，疼痛是否真的会减少。但我知道，这样的方式，会让他短暂的忘却病痛和死亡。
这也许就是最原始的求生欲吧。
“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芦苇是脆弱的，生命是脆弱的，世间任何有形或无形的东西都可能置人于死地。此时的大伯更为脆弱，对生的欲望更为强烈，想把病痛化解，想把生命延长。
但大伯别无他法也别无选择，只得把对生命的渴望寄望于他人口中的灵药和迷信。也许只有这两样东西比医学更容易让他相信奇迹的发生。
但奇迹终究没有到来。
大伯走的头天晚上，母亲发来微信视频，我在视频里喊了一声“大伯”，便再也说不出话来，眼里噙着泪水，视线模糊。几日不见，视频里的大伯更加虚弱了，眼神已空洞无物。对周围的人已开始辨认不清了。当母亲对大伯说是我同他在视频后，他在视频里微弱地叫了我一声，然后便不再说话，双目紧闭。
第二天晚上十时许，大伯走了。
听母亲说，大伯走的前几个小时，一直看着堂哥，拉着堂哥的手不让堂哥离开。
那是父亲对儿子的最后要求，我也知道，这是大伯对人世最后的留恋和牵挂。大伯最后看儿子的眼睛，一样透着光，充满怜爱和慈祥。也许，此时的大伯对自己一生的记忆——高兴的、美好的、难忘的、彷徨的、失落的、悲痛的——已全然丧失殆尽，但他依旧清晰记着儿子的模样，和天下所有父亲一样，对孩子的无言的爱。
此时的死亡是绝望的。
弥留之际，大伯艰难地吐出一句清晰无力的话：“我们一家将来都好！”然后如枯黄的枫叶一般，安详地飘落在了深沉的土地上。
此时的死亡却又是那么的慈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