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父亲在外地工作，便常常给在老家的奶奶写信，从信封上我知道了老家的地址和奶奶的名字。也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又在当地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拉家拽口生活不易，逢年过节很少回老家，更何况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这些冥节更无暇回乡祭祖，但对故亲的怀念却不因地域的阻隔而减少。每到这些节日，父母便印些纸钱，给远在天国的祖父捎(烧)去，怕收不到，父亲便按人间的模式，糊一个大大的信封，将纸钱装入，信封上写着:阴间政府邮政转交XXX收，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上街找一僻静处，向着故乡的方向烧纸叩头，意寓着邮差送达。
从这两个信封上我记住了爷爷奶奶的名字。
爷爷，祖藉蔚县吉家庄镇八里庄村。生于1895年10月28日(光绪二十一年)，原本家境小富，后因其父染上烟瘾家败，十六岁时随乡友到涿鹿县矾山镇学生意，后转到涿鹿县城谋生。成年后曾在老家娶妻，几年后妻病亡，一贫如洗，便未再娶。直至1927年，时年33岁时稍有积蓄，在当地娶年仅19岁的女子为妻，便是我奶奶，俩人相差14岁。
据父亲说，爷爷奶奶刚成家时，生活拮据，房子是租的，主要的家具用具都是借的。在婚后的生活中靠省吃检用，慢慢添置，将借用的家具一件件都归还了。再后来爷爷在驻的买卖家有了股份，当了掌柜，家境渐好，在南关置了一处院子，是一个两进院的里院，正房四间外加门道房一间，青砖灰瓦，宽敞明亮，自住。西、南房各三间，屋顶是一出水的白灰顶，出租。院东还有三间房基，待建。院中有一眼水井，水井边有两口矮桩大肚的瓷瓮，夏天从井中打上的水冰凉冰凉的，先倒在瓮中让太阳晒温，备着给孩子们洗澡或洗衣被用。靠南还有一棵香椿树，每到春天幼芽层出，一茬茬的长，一茬茬的掰，除了现吃，还要用盐淹制后再切碎晒干，存起来待到秋冬没有鲜菜时，拿出来吃面做卤，依然鲜香逼人。这井，这树，还有戏耍的孩子，让这小小的四合院充满朝气。
奶奶，1909年2月27日(宣统元年)生于涿鹿县城北关街一农民家庭，姐弟三人。因父亲早逝，大弟弟很早就撑起了家，务农为主，春夏地头时鲜蔬菜，秋冬枝头瓜果，也抽空担到城里集市叫卖，换得零钱帮补家用。后接受宣传鼓动，思想要求进步，加入共产党。涿鹿第一次解放后遭国民党反攻，被人出卖，宁死不屈，被刺刀挑死，留下一儿刚满周岁。二弟相对于兄长要逊色许多，既不是庄稼把式，也无心他求，悠闲度日，凡事不肯出头。大弟弟牺牲后，是奶奶和其母亲两个小脚女人，不怕牵连，不忍亲人暴尸荒野，用一卷苇席两根绳子从行刑的河滩将尸体拖到坟地并下葬。
奶奶自小聪明伶俐，生性要强，然而生于农家，又为女子，没有上学读书的条件。年少时帮助母亲拉扯两个弟弟，烧火做饭辅助家务，渐长成年心高气傲不想嫁于农家，不觉已是大龄。这时媒人上门说的是城里面铺的帐房高先生，便嫁了。
爷爷年长又性情阴柔，处处让着奶奶，爷爷又生性胆小怕事，遇事也是奶奶抻头。生性加上磨练铸就了奶奶刚强的秉性。婚后奶奶先后生下一女二子，日子不富但也温饱，虽不识字，但仰慕读书人。孩子们到了上学年龄，不分女孩男孩逐个送到学校读书。女儿(我姑姑)高小毕业后当了教师，大儿子(我父亲)也读到高小毕业，先驻买卖家学了一年徒，因其品行端正勤奋好学做事谨慎深得掌柜的赏识，转年意欲提携。但父亲不甘就此从商，在年末的讲评会上提出了辞呈。回家后认真复习积极备考，以考卷中的小学知识题满分，中学知识题零分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银行察哈尔分行第三期学员，那是1951年春，轮训后分配到察南分行工作，后随行政区划的不断变迁，调入中国人民银行赤城县支行分支机构工作，从此再未离开过这块土地。
1954年公私合营了，爷爷经营了大半辈子的面铺归公了，爷爷也年届六十岁，没有合适岗位，就此失业回家。回家后整天郁郁寡欢，愁肠百结。大儿大女虽已工作，可二儿尚小，还在读书，今后的生活咋过?愁肠生百病，后来爷爷罹患了食道癌，水米不能下咽，久治不愈，于1958年1月14日(丁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63岁，那年奶奶49岁，叔叔11岁，正上小学。那时姑姑和父亲已各自成立了小家，这大家就靠奶奶来撑了，这一撑就是几十年。
奶奶是一个有谋略的女人。娘家人中奶奶最牵挂的就是她的大侄儿。这孩子从小失去父亲，母亲改嫁他乡，寄居在贫困的叔叔家，饱受饥苦和白眼。奶奶虽时常惦念和有心照顾，怎奈自家也不富裕有心无力。苦挨苦盼侄子渐渐长成了庄稼汉，这转眼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奶奶力主侄儿去当兵。但此时边境战事频发，侄儿不想去。奶奶说你没文化，要想出息，当兵是你唯一的出路。就这样在奶奶的“逼迫”下侄子当兵了，临走奶奶去送行，没掉一滳泪，可回到家背转人泪流不止。第二年奶奶去部队探亲，背了一大包的炒大豆、烤馒头片等吃食，这也是那个年代普通百姓家所能带的最好食物啦。奶奶没有将这些食物留给侄儿，而是分给了一起当兵的其他孩子们，拜托大家和她侄子好好相处，并找到部队的指导员讲述了侄子是烈士遗孤和他的苦难童年。部队得知后十分重视，先是为他扫盲，后又送他到院校进修，提干，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小战士，最后成长为有领导能力的一市级监狱的监狱长，这一切都得益于奶奶的智慧和谋略。
奶奶是一个崇尚文化的女人。自小没念过一天书成了她一生的遗憾，这遗憾更让她对读书倍加推崇。姑姑和父亲虽只读到高小，但在解放初期已属有文化的人，否则姑姑不会谋得老师的职位，父亲也不能入得了银行的行当。待到叔叔上学时，爷爷先是失业，后重病去世，家境一日不如一日。爷爷临终前看着尚未成年的小儿子，艰难地对奶奶说：日后你如果能对付下去，就供他上上中学。奶奶强忍心中悲痛，答应了爷爷。在以后的日子里，奶奶一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靠自己微薄的积蓄，靠成年儿女的接济，靠省吃俭用，始终不忘爷爷的临终嘱托，有多大的困难自己扛，倾尽全力供叔叔读书，直到高中毕业考上天津南开大学。奶奶对着爷爷的照片说:你让儿子上上中学，我供他上了大学啦!这看似对亡夫的一诺千金，更多的也是在为自己圆梦。多年后，当叔叔从一介科员提拔为局级领导，当一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人，在会上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让那些不看好并颇有微词的人大跌眼镜，其实这就是文化的积淀，厚积而薄发。对此在奶奶身边长大的表姐妹们感触良多，小时侯每天早晨都是在奶奶好好念书的叮嘱声中走出家门走向学校的，能不好好学吗?!在她身边长大的孙辈们全都考上了大中专，那可是二三十年前，而不是升学率近百的现在啊。二表妹至今记得不到学龄的她跟在稍大孩子的屁股后面，人家报名上学，她也见样学样的报上了名，回家后唯恐挨骂。谁知奶奶听了十分高兴，盛赞她有本事，并给她缝了一个大大的书包以示奖励。可这书包也太大了，挎在肩上耷拉到了腿弯，每天得半挎半抱着去上学。我猜奶奶是想一劳永逸，一包到底吧，起码从小学念到中学都不用换书包啦。
奶奶是一个睿智的女人。没有文化但关心时政，懂得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才得以在哪些动荡的岁月里求得一份安宁和邻里的和睦。听说奶奶的名字还是在文革中起的，原本奶奶没有大名(也叫官讳)，婚后叫高李氏。文革中破四旧立四新，妇女能顶半边天，怎么能没有自己的名讳呢，于是奶奶在弟弟名字后面加了个字，从此便有了自己的名字。解放后的公私合营将爷爷苦心经营的面铺合没了，爷爷心有千千结解不开，以致抑郁成疾六十出头便殁了，高家只剩下一处院十间房。到了1964年要进行私改，既对私有财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奶奶家出租的西房、南房正好在私改的范围，说白了就是让私产姓公。奶奶爽快的响应号召上交了。我想她内心深处不会没有不舍和纠结吧，但她表现的只有利落。否则能怎么办呢，女儿下放了，一扑拉外孙在身边需要她看护，听说大儿子也在挨批，儿媳和孩子们也都下放到农村了处境艰难，小儿子还在上学，家里不能出事啊。再说胳膊能拧过大腿吗，响应顺从便是明智的选择。私改后那些房子还是原住户住着，奶奶虽然不是房东了，仍向原来一样照料大家的门户，收揽放学进不了家门的孩子，依然乐乐哈哈。从上班时“大娘我走了”，下班后“大娘我回来了”的招呼中奶奶得到了尊重和满足。这也正是在那人人自危的岁月里，一个寡居老太太的生存之道吧。
奶奶还是个霸气的女人。奶奶是非观非常强，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一个寡居老太带着几个幼小儿孙，生活在一个大杂院里，各色人等轮番上场，稍有不慎便会惹祸上身。奶奶秉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处事原则，教育孩子们不妄议他人是非，不传人闲话，好好学习。她也从自身做起，给孩子们树立榜样。可要是谁敢小瞧或欺负自家孩子，那对不起，老太太势将犊子护到底，绝不怕动干戈。所以在住所一带也有这老太太厉害的说法。这常常让我想起电视剧《家有九凤》里那个母亲的话:我一个寡妇能把九个女儿拉扯大，自有我的道理，就是这种霸气豪迈的感觉吧。
奶奶也是个心中有梦的女人。奶奶崇尚文化，喜欢有文化的人，但没有机会读书。没有文化便没有机会走上工作岗位，便没有社会舞台，这也许是她心里的痛吧。但在自家的方寸之地，她也常常做着家国梦。她用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同身受，昭示着文化的重要，教育子孙要努力读书，自强不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别象奶奶(或姥姥)，那意味慢慢体悟吧。她没文化，但关注时政，每天看新闻联播雷打不动，国际政要来访，今天撒切尔明天戈尔巴乔夫，她说这和过家之道一样，这过好了(国强了)就都来走亲戚来了，你要是过穷了，就该侵略你来了。国内哪里天气大旱，哪又早稻丰收，那天中央开会了，哪个领导去哪视察了，她都门清。婶婶称她是不上班的老干部，没入党的老书记。在电视上她看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慕华，深入机关学校，视察企业厂矿，接见各国政要，巾帼须眉雷厉风行，眼中充满敬慕，喃喃说道女人也能活成这样?!
1996年6月12日(丙子年四月二十七日)奶奶去世了，享年88岁。直到人生尽头，头脑清醒，耳聪目明，一生不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