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想起这件事,袁立强脑子里便闪出那句歌词: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这歌好像是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他的确是多看了他一眼,也说不清为什么,当时街上人还不少,晚上不到九点的样子,虽然不是熙来攘往,毕竟还没到清冷的程度。他怎么就会一眼注意到他呢?那么多人走来走去没谁注意他。
袁立强是和老婆去参加饭局的。结束返回,老婆不肯打车,要坐地铁,还声称不是为了节省,是为了环保。地铁两头都要走,老婆说正好,吃太饱了消消食。他不敢反对,只要一反对就会被老婆教育,说什么退下来了就要回归市民生活,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别再把自己当回事。老婆总能拿他退位的事借题发挥,好像他曾经为官是个把柄,落在她手上了,她完全忘了自己当年是怎么催促他“大干快上”的,鞭子一直高高举着。他只好跟着她走。进地铁,出地铁,再走。
就这么的,毫无征兆地,他就看见了他,还有她。就在离他们家还有一条街的地方。
老夫妻俩站在街边一家超市门口,很普通,甚至灰不溜秋的,没有任何惹人注目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是,两颗花白的脑袋正一起盯着一部手机。男的忽然抬头四顾,眼神就和即将擦身而过的袁立强对上了。他冲着他有些羞赧又有些无助地说,我的手机,手机掉了。那语气,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在向家长求助。袁立强下意识地问,怎么掉的?老男人说,坐车,掉车上了,出租车。
袁立强本可以一声不吭走过去,他就是个路人,没人(包括他自己)会说他失职。但也不知怎么了,他停住脚步,就在那一瞬间,他看到了额头那块紫癜,太醒目了,心里咯噔一下。
旁边的老女人看有人关心他们了,连忙上前讲事情经过。
原来,他们打车回家,在超市门口下车,想买点东西,下车就发现男人的手机掉出租车上了,车一转眼就开走了。女人连忙打电话过去,可是一直没人接,响断了都没人接。两人不知所措,正考虑着要不要发条短信到自己的手机上。
袁立强不由得有些同情他们,现在手机可是比身份证钱包还重要。但这种事他很无能,在单位靠手下,在家靠老婆。他连忙拉住老婆:你来看看,能不能帮他们一下。他们手机掉车上了。
老婆说,手机号码多少?我用我手机打打看。
老妇便报出号码,老婆打过去,这回不是没人接,而是“你所拨打的用户已经关机”。老婆“切”了一声说:他关机了,你发短信也没用。
那怎么办?袁立强求救似的看着老婆,就好像是他的手机。
老婆问,你们用什么付的车费?现金吗?老妇说,不是现金,用我的手机扫了他的微信。老婆说,让我看看。
老妇把手机递上,老婆接过来看,果然在上面看到了支付页面,十三元五。但收款方只有一个“林”字,林后面是**。林某某。信息太少了。再往下拉,终于看到还有一行小字。老婆连忙从包里掏出老花镜戴上,细看,原来那行小字写着,可以给收款方留言。
噢,这里可以给司机留言。老婆很高兴地发出指示:你马上给他发个信息,就说手机掉他车上了,让他和你们联系,你把你这部手机的号码告诉他。
老妇如获至宝,开始写信息。
他们就这样在街头遭遇了,并且开始交谈,商议,乃至共情。川流不息来来往往的路人,除了发生买卖关系外,能产生交集的概率有多大?微乎其微吧。
袁立强注意到,那个老男人虽然着急,却一直不动声色,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额角那块核桃大的紫癜也纹丝不动,不同的是,紫癜上面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当年基本是黑的,而且当年发际线没那么高,还可以遮住一些,现在完全裸露出来了。
袁立强默算着年龄,那时他四十多,现在应该快八十了。自己当年二十五,现在也退休了。一晃三十多年。人生河流中最凶猛的一段流过去了,冲走了很多往事。但与他交集的这一小截,始终留在心里。再看老妇,已经完全没印象了,当时就晃了一眼,她搂着两个孩子坐在客厅沙发上,低着头,偶尔抬眼瞥他们。那时感觉她比男人年轻很多,现在已看不出什么差别了。
老妇写短信,是手写输入,一笔一画地,很慢。
老婆性急地说,我来吧,我来帮你写。
老婆接过手机,把输入法调整到语音,讲了几句后,问清了电话号码加上,再斟酌措辞修改完善,然后读给老两口听。
老婆读道:师傅,我们是刚才乘坐你出租车的两位乘客,我们有一部手机掉在你的车上了,请你与我们联系,我们的号码是,189……麻烦你了,非常感谢。
老婆问,怎么样?老妇连连说,可以可以。老男人只是默默点头。
袁立强沉吟一下指示说,第一,师傅前面加上林,表示我们知道他是谁,林师傅。第二,再加一句:我们已记下了你的车牌,若一直得不到你的回复,我们将与你公司联系。
老婆说,耶,领导还是不一样呢。老妇也说,对的对的,加得好。其实呢,我什么都没看到。
信息发了出去,四个人就站在那里等。
这场景有些像强行插入的广告,没人欣赏它,只希望它赶快过去。但它还就是半天过不去。老婆开始玩儿手机了,袁立强只好左顾右盼。
他们所站立的这条街,曾经是农田,十多年前单位选此地建经济适用房时,还一派荒凉。如今却大变样了,商场娱乐场一应俱全,大晚上的,依然灯火通明,尤其是一家火锅店,热气裹着红灯从木格窗涌出。没想到那么晚还有人吃火锅。火锅店旁边是洗脚房,洗脚房旁边是个二十四小时连锁店,连锁店旁边是某某大药房,家家都亮着灯。人们越来越习惯夜生活了。袁立强每天上班都要路过这条街,不过总是坐在车里一晃而过。一晃而过和驻足细看,感受大不一样。
这时,有两个老头从超市出来,一人手里拎了一大袋肉,还时不时拎起来欣赏,像是牛肉,表情甚是满足,大概买到了超市最后处理的低价肉。从笑容看,他们已经想像到了明天的红烧牛肉或者卤牛肉。那因食欲而诱发出的油亮神色,让袁立强想到了《水浒传》里的绿林好汉,鲁智深林冲武松,大声说话,大啖牛肉,大碗喝酒,然后快刀杀人,粗鲁而简单,简单而快乐。袁志强有几分羡慕,他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简单的快乐。今天晚上的聚会,虽然是几个同学为庆祝他退休而起的,但那种快乐已经变得复杂,大家一口一个祝贺他安全着陆。正常退个休竟然已成奢侈。年轻时他看到过一句话:有人星夜赶考,有人告老还乡。当时很感慨,两句话就说出了人生的况味。但现在,更让他感慨的是,有人告老还乡,有人客死他乡。告老还乡便是福分。
老妇捡了一张超市海报,铺在台阶上,让老头坐下。显然,老头身体不是太好,很顺从地坐下了。她又招呼袁立强他们坐,袁立强摆摆手,老婆也摆摆手。若四个人在台阶坐成一排,那就吸引眼球了。
袁立强找话说,你们就住在这附近吗?
老男人点点头,指指前面,说了一个小区的名字。老妇人补充说,我们原来住在市里的,是老城区,娃娃在这边买的房。但这边没有好的幼儿园和学校,他们离单位也远,我们就和他们换了,我们住这边,娃娃他们住我们的房子,我们那边有个重点小学。
看来,老妇依旧沉不住气,和当年一样。
老婆应答说,嗯,这个挺重要的,学区房的房价都高很多。
老妇人说,这边小区环境不错,房子也不错,就是生活没有市里方便。我们原来那条街,好多铺子,饭馆药店杂货铺啥子都有。老婆说,我觉得还行,有家大超市挺管用的。老妇人说,主要是我习惯在菜市场买菜了,可以还个价。老婆说,超市的菜很便宜呀。老妇说,也是,但没有菜市场的新鲜。
无话了。
袁立强又问,那么晚你们还出来买东西吗?
老妇说,不是,我们去看孙娃子了。一早就去了。每天都是这样,跟上班一样的。他们生了二胎,忙不赢。
老妇的笑容有满足也有一丝无奈。
袁立强想,看来也是自带工资(说不定还倒贴),去孩子家干活的老人。
老婆放下手机,碰碰他,有想走的意思。袁立强觉得还不能走,老夫妇俩无依无靠的,就指望着他们了。再说,他也想看看老婆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他小声说,再等等,说不定就回信了。
时不时有路人走过,奇怪地看他们一眼。粗一看,街上年轻人居多,手拉手的居多。确实,这个点儿,年纪大的都睡了。哪会在街上逛。明天一早他们才会出来,这也算错峰出行。
袁立强脑海里忽然浮现出那个相似的场景,也是在大街上,也是无聊地盯着来来往往的人。
三十多年前。那是三十多年前。
那时袁立强刚工作没两年,有一回被派去在一个街口“蹲守”,跟着他师傅。他们在街头晃了好几个小时,一无所获。吃饱了汽车尾气,也看饱了街景行人。
师傅去厕所了,他小口小口地喝着可乐,眼睛四下里看,见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挽着手走过,相濡以沫的样子。他正有点儿感动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横穿马路了,红灯还亮着呢,竟视而不见。感人的背影立即褪色了。袁立强很想大声喝住他们,可想想自己此刻的身份是个找不到工作的打工仔,便忍住了。
师傅从厕所回来,让他去。他说他不去。师傅说,肾功能很好嘛,我看你都喝了两罐可乐了。袁立强嘿嘿一笑,打了个哈欠,又打了一个。可乐也不提神,倦意袭来,早上起得太早了。
师傅说,咱们来玩儿个游戏吧。袁立强不解:这个时候还敢玩儿游戏?师傅说,是个一举两得的游戏,不影响工作。咱俩从现在开始,朝每个走过咱们面前的人点头微笑,看对方有什么反应。袁立强说,人家会觉得咱们神经病,不会理的。师傅说,试试。反正要盯着人看,不耽误什么。
话刚说完,一个民工摸样的青年晃荡着从小巷出来,师傅朝他点点头,他诧异地回头看他一眼,眼里满是迷惑,加快了速度离开。袁立强乐了,也开始参与,他朝一个骑着电动车的大伯点头,那大伯视而不见,过去了。
好玩儿。袁立强说。这时,一个拎着篮子买菜回来的大妈走过,袁立强朝她点点头,大妈不但回应了,还笑眯眯地说,下班啦。但大妈之后的一个年轻女孩儿,警惕性很高地瞥他一眼,没有点头。
一个中年女人,急匆匆走过,皱着眉看他们一眼,没有点头。
一对男女走过,两个人都很诧异,没有点头,而是互相对看了一眼。意思是,我不认识,你认识吗?
半个小时下来,袁立强总结,一共有二十多个人,回应的不到十个。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师傅说,这说明什么?袁立强说,说明人们警惕性很高。师傅说,不,说明人们缺乏安全感。袁立强想,这不是一回事吗?但他不想和师傅争,就开玩笑说,说明你太像黑社会老大了,人家望而生畏。师傅也笑了,那时他刚剃了光头。
那天他们一直等到晚上九点,才接到撤回的命令。一算,他们在街上晃了十个小时。此后,他再也没在街上待过那么长时间了。
发出去的信息依然没反馈。
老妇人时不时地看一眼手机,老婆则时不时地看一眼袁立强。两个人的意思都很明显。
只有老男人很平静地看着大街,好像很安心的样子。他好像对袁立强夫妇非常信任,一切都交由他们处理了,他只需要耐心等待就是了。只在偶尔看向他们时,歉意地笑笑。过了一会儿,他从拎着的纸袋里摸出包烟,抽出一支,刚点上,老妇就从他嘴里拔出来,按灭丢进了垃圾桶。
他尴尬地笑笑,没有反抗。
看来他的烟还没戒掉。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袁立强也明白,对方回信息的可能性不大了。可是,他还是不想撇下这老两口,除非是他们主动提出来。
老婆终于开口说,我看没希望了。他要是打算还你们就不会关机。如果他不是有意关机,那收到我们发给他的信息就该回。现在一点响动都没有,就说明他是铁了心要占为己有。说不定已经转手卖了,进入地下流水线了。
袁立强说,你怎么知道?
老婆说,这种社会新闻随时可以看到啊。
老妇人说,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打电话?老婆说,不可以,没有号码。只能发信息。袁立强说,要不我们再发一条,语气再强硬些?老婆说,也不可以,那上面写着,只有对方回复了,你才可以再发,对方不回复,就不能再发了。只能发一条。袁立强说,这个设置不合理。
老婆悻悻地说,我们刚才发的那条信息,已经把话说到位了。他不回复就是不想还,他笃定我们拿他没办法。这种人,切。
袁立强说,再等等。
老婆不满地瞥他一眼,说,等也是白等。
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俯身问老男人,师傅,你手机新吗?老男人回答,是个旧的,娃娃给我的。老婆释然,又问,手机里没什么钱吧?老男人说,微信里有三百多块。没有支付宝吧?没有。老婆更加释然,还好还好,损失不大。言下之意,找不到也罢。
但老男人忽然说,里头有个手机银行,是工行的。
老婆吃了一惊。袁立强也吃了一惊。他都没有手机银行,他搞不来这些。老妇在一旁解释说,是娃娃非要他下载的,每次用的时候也是娃娃帮他操作。
老婆蹙眉说,那就麻烦了,他如果不还你手机,你还得去银行挂失,不然他盗了你的手机银行就惨了。你带身份证和银行卡了吗?
老男人说,身份证带了,银行卡在娃娃那儿。
他慢条斯理地,从拎着的口袋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一叠证件,晃眼一看,有身份证退休证社保卡还有公交卡,感觉把身家性命都带在身上了。袁立强很想说他,你怎么把什么都带身上,一旦丢失麻烦就大了。但他没吭声,毕竟不是自己的爹。
老婆说,这么晚了,银行都关门了,只有打电话试试。你让孩子把银行卡号码发给你,我看能不能帮你用电话挂失。
听老婆这样说,袁立强才忽然意识到,这老两口,遇到这样的事一直没求助自己的孩子。要是他老婆,早就给儿子打电话了。他们的儿子是最可以麻烦的人。
袁立强已经不记得他们的孩子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了,当时好像只有六七岁,被妈妈搂在怀里。
那天他们一直在街边荡来晃去,盯着街对面那个小区的大门。
挨到黄昏时,见一个中年男人从大门走了出来。不用掏照片对照,袁立强就确定是他。那张脸已经被他每天看熟了,加上额头的紫癜,跟包公额头的月亮弯刀似的,如假包换。
他和师傅交换了一下眼神,师傅微微点头。等了一下午,总算出来了。袁立强跟了上去。那人出门左拐,低个头,慢条斯理地,沿着人行道一直走。师傅也远远跟着。男人直接向几百米远的一个公交站走去,袁立强加快脚步跟上,生怕他突然上公交。
这时一辆公交车渐渐驶近,袁立强赶紧小跑几步,假装要赶车的样子。哪知跑到车站,却见他还在继续走,走到车站前面一个烟摊旁,站下,掏钱,买了包烟。然后迫不及待掏出一根,点上,深深吸了一口,转身往回走。
就那么简单,什么事也没做。他们预想中的去银行,去邮局,或者与人见面等等,都没发生。整个过程就十来分钟。之前他们分析判断,他有可能转移财产,才这么死盯着。
袁立强很失望,看着他重新进入小区,仍低着头,不紧不慢地。从身体语言判断,他什么也没察觉,就是一个周末待在家里,烟瘾发作,发现烟没了出来买烟的男人。
晚上汇报时队长说,不能这么耗着,咱们还有好多活儿呢。师傅说,守株待兔不行,最好直接搜查,把物证找出来才能移交。袁立强说,搜不出来怎么办?队长说,我就不信。那封检举信说得很明确,他动了厂里的钱,也收了别人的钱。而且送钱的人和后来分到房子的人,也基本能对上。继续盯着。
老妇背过身去打电话,声音很低很谦和,甚至有点儿卑微。袁立强隐约听到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可能是他们的女儿。老妇又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过了一会儿,老妇关了电话向大家传达:我们娃娃说手机肯定找不回来了,叫我们马上停机,换个新的。
老婆很专业(也很不以为然)地说,就算电话停机,他也可以进入你的手机银行。你还是要把银行卡挂失才行。
袁立强说,那怎么办?你再想想办法。
老婆叹口气,嘟囔了一句。虽然声音很小,袁立强也知道她嘟囔的是什么,“找些虱子在身上爬”。这是老婆常说的,就是自找麻烦的意思。
袁立强赔笑说,你帮他们试试嘛。你这方面不是很厉害吗。
老婆查出了银行服务热线,开始打电话。但电话打过去,对方一直是电脑应答。原本想就算不能挂失,也可以咨询一下怎么办,但没个活人应答很难办。
老婆说,没人接。看来只有你们明天去银行办了。
她又碰碰袁立强,似乎说差不多了,该做的都做了,走吧。
袁立强说,我看,银行的事明天再说,你现在先帮他们把电话停机了。至少解决一个问题。不是有个移动热线吗?10086?
老婆瞪着他,正想发作,老妇插话说,他那个手机是电信的,不是移动的,要打一万号。
老婆叹口气,开始拨打一万号,又是很长的语音,选择人工后也没人接听。真是奇了怪了,也许的确太晚了。她把电话放到袁立强耳边,是循环的音乐声。老婆说,听到了吧。
要不,你给一万号发个短信试试?袁立强又提出新建议(新指示)。
老婆有些忍无可忍地说,你来发!
袁立强赔笑说,你晓得我这些事很笨的。他完全理解她的不耐烦。在外头待了一晚上,肯定想马上回家歇着,关键是,想帮忙也帮不了。可是,一个问题都没解决,就这么走吗?现场办公,总得解决个问题才对。
这时,老妇的电话忽然响了,是微信语音的响铃。
大家一起看向她。她看了一眼说,是娃娃。
老婆连忙说:对了,让你们女儿帮忙挂失,年轻人做这种事在行。电话和银行卡,都必须挂失。让他们帮你办。
老妇说,我是个儿子,刚才那个是媳妇。
老男人也说,我们两个娃娃都是儿子,老大在美国。
老婆说,那就让媳妇帮你们。
老妇小心翼翼按接听,把电话放到耳边,但估计按了免提,声音放出来了。仿佛为了印证他们的确有儿子似的,电话里传来小伙子的声音,很大,很不耐烦,大意是叫他们去买个新手机,别再找那个了。
老妇跟他解释说,主要是里面有银行卡,微信里还有钱。
儿子更加不耐烦了:银行卡的钱我今天不是转出来了吗?微信那一点钱就不要去管它了。
老妇说,是这样的,现在有两个人,两个好心人在帮我们,看能不能打电话挂失。
儿子说,哪个在帮你们?大晚上的,你们不要在街上乱找人帮忙,等一会儿多的麻烦都惹出来了。赶快回家,烦球得很。
袁立强觉得这儿子也太差劲了,他拉了老婆准备走,不再管这闲事了,哪知老婆上前一步,对着老妇的手机大声说:喂,你怎么和你妈妈说话呢?你爸爸妈妈这么晚了遇到这么大麻烦,你不过来帮忙还不耐烦,还发火,养你这种儿子有什么用?你才是烦球得很!
老妇和老男人都目瞪口呆。袁立强也瞠目结舌。估计电话对面的儿子也和他们一样傻了。顿了一下儿子说,你是哪个?我不跟你说,喊我爸接电话。
老男人拿过电话,贴在耳朵上,但儿子的声音依然在街道上飞扬:不要再找了,我明天去给你买个新的。你们两个现在赶快回家,啥子都不要做了,哪个都不要相信。回家了告诉我。
老男人诺诺应答。
回家路上,两人一直无话。进电梯,袁立强认真地看广告,房产、汽车、美容、植发、种牙,还有拖把……他发现自己虽然天天乘坐电梯,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个小空间竟挤入了如此多的广告,就好像他第一次发现他们那条街夜晚会如此热闹一样。看来真像老婆说的,自己已经远离市民生活了。
老婆见他一直在回避自己的视线,直接开口说:你今天有点儿反常哦,袁局。
袁立强只好转过头来,讪讪地说,怎么反常了?
老婆说,为什么那么热心地帮他们?两个路人,帮一下不行,还一而再再而三,无私奉献了一晚上。你对我都没那么耐心。我瞪你你不理我,我发信息给你你也不看。
袁立强说,是吗?我没看到你信息。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果然有老婆发的一条:别管闲事了,赶快回家。
袁立强笑说,尊老爱幼嘛。
老婆说,尊老爱幼?结果呢,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吧。
袁立强说,你说你一个老师,说话这么不文雅。你不是经常说吗,该做的事就要做,不要考虑后果。
老婆说,你在避重就轻,我敢肯定你认识他们。对不对?
袁立强想,到底是在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什么都瞒不过。
他嘿嘿笑了一下,以攻为守:你今天才反常。老婆说,我怎么反常了?袁立强笑说,大街上教训人家的孩子。你对自己儿子都没这么凶过。老婆说,那臭小子,你说不该骂?我都想揍他。袁立强说,是很混蛋。估计也是爹妈宠的。老婆说,我本来已经忍耐到极限了,又碰上这么个不孝之子。
两人进门,开灯,静默了许久的家终于有了人气。墙上的时钟已指向十点。他们竟然在街上站了一个多小时。
老婆换鞋,放包,洗手,一连串的规定动作,但嘴巴并没有停:我敢肯定你认识他们。你就承认吧,至少,你认识其中一个。不会是原来的老同事吧?还是远房亲戚?
袁立强摇头。他真的不知该怎么回答,说不认识也不对,说认识也不对。说认识一个也不对,说两个都认识也不对。不是他不想说真话,实在是,太难准确地说出真话了。
他终于说,其实我只见过他两次。
蹲守两天后,搜查证下来了。袁立强便跟着师傅去他家。
终于走进那个他们盯了很久的小区。是一家国营大厂的宿舍区。他虽然是厂长,家里倒也普通,三间屋子,住了老少五个,其中一个头发灰白的大概是他母亲。他不在。一家老小被请到客厅。他妻子一脸紧张,惊慌,但一言不发,搂着两个孩子坐在沙发上。母亲则木呆呆地坐在饭桌旁,也没哭闹求饶。厂里的办公室主任也来了,在一旁呆坐着。
家里的家具很普通,家电也很普通,一看就没什么贵重的。他们翻箱倒柜好一阵,也没有太大收获,只找到一块没用过的雷达表,还有几瓶好酒,几条好烟(藏着几条好烟不抽,竟然去街边烟摊上买普通烟,袁立强心里犯嘀咕),存折一个,但里面只有几百块钱。他们预想中的大额存单,影子都没有。
队长说,再搜一遍,仔细点儿。他们的目标是大额存单。当然也不排除大捆现金。于是大家又把沙发掀开,床垫掀开,柜子里的衣服抖了一床,仅有的几十本书也被一一翻过。最后连墙上的画框也取下来了,闹钟也取下来了,天花板的吊灯也一一看过,还是无果。
队长很沮丧。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且不说两个孩子已经开始哭哭啼啼,他们也又饿又渴。看来只能把搜出的物品登记一下,收兵了。
袁立强趴在茶几上一一登记物品。偶然抬头,发现厂长妻子时不时地瞟一眼阳台,眼里有一丝侥幸。袁立强一个激灵,起身去阳台。他四下仔细打量。阳台不大,除了洗衣机,就是扫帚拖把脸盆之类的家什。终于。他发现地面的下水道地漏那里,有一截细线,黑色的漆包线,很不易察觉,像是头发丝缠绕着。他蹲下去,把地漏盖子揭开,发现那根线上吊着个卷成一卷的塑料袋。拉上来,打开,里面是存单,十余张。
袁立强把塑料袋递给师傅,厂长的妻子开始哆嗦,面如土色。也许那一刻,她死的心都有了。说不定这个杰作,就是她的。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不知是不是她掐了孩子。老人起身把孩子拉过去,她冲进了卫生间。一个女警跟着冲进去,害怕有意外。
存单的面额,少的五千,多的一万,累计十五万五千。在当时,属于数额巨大。
袁立强因此受到表彰。
厂长因此被判刑十五年。
那个案子,就是他第一次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