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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涛:旧制度下的公知者

  • 作者:美文苑
  • 来源: 原创
  • 发表于2022-04-09 19: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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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旧体制时代,皇帝听取不同的政见被誉为美德,颂辞是“广开言路,兼听之明”。

      事实上,专制之下的“兼听”,基本上是皇帝个人的雅量,因为并没有与“兼听”相应的政治路径。另外,“兼听”也是帝王术的一种手腕。在中国古代,即使一手能遮住天的皇帝,也是需要平衡术制约局面的。中国的大历史里有两条政治线,主线是皇帝线,辅线是宰相线。皇帝线是抛物线,因为中国的皇帝是家庭承包制,皇帝的水平忽高忽低,起伏落差大。宰相线是平行线,中国的宰相整体上水平比较高,业务素质过硬。好皇帝与差皇帝的区别在能力上,好宰相与差宰相的分野在心地和心术上。宰相是皇帝的战友,是距离最近的手下,但也是潜在的对手。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皇帝受控于宰相,支流漫过主流的案例时有发生,一旦这样的情景出现,则兆示一轮激烈的政治旋涡,甚至惨痛的生灵涂炭。皇帝制约宰相的常规手段,就是“广开言路,兼听之明”。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皇帝中极特殊的个例,他的政治格局,以及政治视野的基础,产生于“兼听”。或者换一种表述,刘彻是“兼听”的土壤中成长壮大的苍劲之树。刘彻的政治情操,是和民间的“知识领袖”共建的。他是一位罕见的倾听者,广泛倾听,择善落地,进而再使之制度化。刘彻是宫廷政治的改革者,在中国首次提出并确立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独尊儒术”。一位皇帝,不以自己的“圣言”为重,而以一种“系统学说”为大,是很了不起的,最起码是知道天高地厚。此外,他与知识领袖们探索并开创出了一种中国古代国家公务员的选拔模式——“察举制”,到隋唐之后逐步完善为“科举制”。这项制度一直适用至清朝末年,被多个朝代沿用,基本贯穿大一统状态下的中国古代史。给政府的权力中融入中国智慧,以智慧治国,是这一项制度的重要标识。

      汉武帝的霹雳手段和低姿态

      中国古代皇帝以年号纪元,由汉武帝刘彻开始,从公元前140年即位,到公元前87年山崩,用过十一个年号,分别是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前六个年号每六年一纪元,后四个年号每四年一纪元,最后的“后元”为两年,共计在位五十四年。

      刘彻七岁被立为太子,十六岁承皇帝位,在位五十四年之中,任用过十三位丞相,但只有六位善终,另外七位或处死,或自尽。仅即位后的前三年,就更换过三位,具体是田蚡、窦婴和许昌,均是树大根深的老臣。其中窦婴被斩首示众,“(建元)四年冬,魏其侯窦婴有罪,弃市”(《汉书·武帝纪》)。皇帝与丞相之间既密切又紧张的矛盾程度,在中国政治史中,汉武帝刘彻是拔得头筹的。

      刘彻是西汉第六位国家领导人,之前分别是高祖刘邦(前206-前195年)、惠帝刘盈(前194-前188年)、高后吕稚(前187-180年)、文帝刘恒(前179-前157年)、景帝刘启(前156-前141年)。刘彻于公元前140年就位,此时建国已经六十余年,他对西汉前期政治生态中的痼疾深恶痛绝,甫一即位,则从意识形态领域下硬手段,进行治国理政的全方位创新与改革。

      即位元年,面向全国征召选拔一百多位以儒学为主体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立为“博士官”。并在诏书中明确认定黄老之学、法家、纵横家为“乱国政”之学,不在征选之列。虽然认定为“乱国政”之学,但并不禁止民间的学用,只是申明不适用于国家治理。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二千石为郡省级官员,汉代官职带‘中’字者,均为中央朝廷官员)、诸侯相(汉代下辖的诸侯国,由中央朝廷委派丞相,后称为相,以区别朝廷的丞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所举贤良,或治申(申不害,战国思想家,兼融黄老之学与法家)、商、韩非(商鞅、韩非为法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苏秦、张仪为纵横家代表人物)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这一道征召令是“建元元年冬十月”颁布的。西汉建国后,在历法上“承秦制”,沿袭秦朝的“颛顼历”,以农历十月为岁首正月。一直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改革历法,废《颛顼历》,行《太初历》,一年中的岁首正月与今天相一致,定为农历一月。也就是说,这道征召天下儒学贤良的皇令,是汉武帝即位元年的正月发出的,相当于“中央一号文件”,由此可见汉武帝变革朝政的锐意和急迫。

      汉代的博士官,地位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是学术资质的国家级认定。比院士稍特殊的是,博士官还兼任皇帝的文化政策顾问,参知政事。用汉武帝诏书中的话表述,“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这道征召令,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指导思想的肇始。汉武帝首批遴选的一百多位“博士官”中,董仲舒和公孙弘这两位“知识领袖”在列。汉武帝刘彻心仪儒家学说在先,之后才有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宏大作为。今天的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董仲舒和公孙弘启发了汉武帝刘彻的向儒心,这是与史实不符的。

      汉武帝改革朝政的决心已定,但改变什么,怎么样去改变,心中并不十分明晰,于是,他开始做功课。即位第六年五月,向全体博士官下达资询政见谏言诏书: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昚,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呼!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

      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付,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汉书·武帝纪》

      刘彻向博士官们请教“王天下”的策略,态度端正,谦虚诚恳。“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这一句话用现代汉语表述,“诸位先生众所周知,我天资迟滞,脑子笨,水平和能力有限”。唯我独尊的皇帝,能够自省,能够以低姿态示众,是难得的品德,也是襟怀坦荡的自信。

      如何在宽松的社会生态下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诏书中策问的核心问题。中国历史中得以大治的时代,社会生态都是宽松的,自然而然是“天治”,“天治”才能久安。紧张的社会生态,会导致人心局促,会不安。汉武帝提出的问题,是“天问”级的。他要的是“天治”而不是“人治”。

      资询政见诏书的大意是这样的:

      朕知道在尧舜(唐虞)时代,以罪衣(囚服)替代刑罚,而百姓们奉公守法,日月烛照之地,莫不宾服。周朝的成康时代,刑罚完备,但置而不用,以宽德及物,教化四海。并礼仪海外,东北疆域的肃慎、北疆的渠搜、西疆的氐羌纷纷来归。天行守常,日月不蚀(古人认为日食月食为不祥),没有地震,没有洪灾,祥瑞现于郊野,八卦神图出于河洛,这是何等政德才能达到的境界!朕自继大位以来,夙兴以求,夜寐以思,如涉深渊,不知何以达到彼岸?既彰显先帝的鸿德伟业,又能够上参尧舜,下继三王(夏、商、周三代)。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在这次“受策察问”中,董仲舒,公孙弘分别以见解独到的“策对”,得到汉武帝的重视和重用,进而脱颖而出。“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纪》)

      在中国为官,需要具备的职业素质

      公孙弘是菑川国(汉代诸侯国,治所在山东寿光)人,年轻时做过狱吏,因罪免职。由于家境贫苦,在海边以养猪为生。四十岁开始发愤读书,主修《春秋》流派研究,渐成饱学之士。六十岁这一年,汉武帝即位,在全国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被菑川国推荐,“以贤良征为博士”。拜为博士之后奉诏出使匈奴,归京复命时被汉武帝认为年老无能,罢免还乡。

      汉代的“复命”制度,指奉皇命执行完公务,先以书面形式述职奏报,“天命曰复”,皇帝阅览之后再决定是否诏见。汉武帝刘彻见到公孙弘的“复命”,“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

      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汉武帝再次下诏征召贤良,并广泛资询政见谏言,菑川国仍然力荐公孙弘。这一次不负众望,六十六岁的公孙弘以“策对”赢得刘彻的特别器重,“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代的金马门,相当于后世的翰林院,是天下读书人的心仪景仰之地。(《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中记载此事为“元光五年”,笔者查对多种史料,以为应为“元光元年”之刊误。)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个生动的细节故事。公孙弘的“策对”呈上之后,主持事务的太常因为公孙弘曾被辞退,把他排在百余册“策对”末等。汉武帝亲览时,擢拔为第一。“时对者百馀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公孙弘不仅学养出众,见识卓然,还是一位“容貌甚丽”的老帅哥。

      赢得汉武帝器重的是“策对”中的“公孙八条”:

      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

      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刘彻继承大位之后,最为困扰他的正是吏治的痼疾。他敏锐捕捉到了当时政治生态中的最大隐患——“官二代”和“贵族圈子政治”。当时的官员选拔,基本出自功臣名门之后,或官宦门生故吏,“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则来非一朝”(左思《咏史》)。“公孙八条”触到了他的疼痛处和兴奋点,因此破例把六十六岁的老人擢拔为第一,推举到台前。

      公孙弘获封“待诏金马门”之后,就吏治问题再度上疏,而且措词用字均是火辣辣的:

      “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名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

      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

      臣闻周公且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这一年,公孙弘再度晋升,被任命为“左内史”,“上说(悦)之,一岁中至左内史”。左内史,是首都最高行政长官,“掌京师”。元朔三年(前126年)迁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之列,两年后出任丞相,时年七十七岁。由“待诏金马门”,到出任丞相,仅十年时间。

      公孙弘出任丞相后,封平津侯,主导推动官员选拔的一种全新模式——“察举制”,国民不论出身贵贱,均可以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这项制度有四个方面的闪光之处:其一,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治理融为一炉,给政府权力中注入中国智慧,形成政治学的中国方法。其二,汉代治国的指导思想是“独尊儒术”,因而把儒家五部经典著作“五经”,确定为察举考试的必读书,这种读书取士的方法构成入仕的国家标准:在中国为官,需要成为中国文化的行家里手。其三,打破了贵族政治的壁垒,平民百姓可以通过苦读书改变命运,既给国家政权注入生机,也给底层人以希望之光。给底层人带来希望的亮光,是这项制度的品质底色,称之为伟大也不过分。其四,“察举制”,以及之后的“科举制”,推动形成了全社会重视读书,尊重知识的文化生态,乃至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民间解读。

      公元前121年,公孙弘病逝于丞相任上,“元狩二年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享年八十岁。关于公孙弘,时人及后人有褒有贬,但他主导的吏治改革是烛照青史,而无异议的。

      “文治政府”的最初制度设计

      汉武帝革新吏治,从建立一种全新的官员选拔制度开始,这项制度称为“察举制”,顶层设计者是丞相公孙弘。

      一个人年满十八岁,以读书出众,再符合四条“政审”标准,“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政审条件是人性化的,具备孝心,行政心,乡里公议好评,无犯罪记录。发现这样的人才,则由县推荐到郡(省),郡守经过严格审察,推举至京城太学注册学习。一年之后届满考试,考试内容是“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通一经以上即可毕业,“补文学掌故缺”。汉代的郡和县,均设置“文学”和“掌故”职位,“文学”是政府文职岗,“掌故”是地方志岗。通三经以上者视为优秀学员,授“郎中”职位,“太常籍奏”,由太常记录名籍,作为国家梯队人才奏报皇帝。五经皆通的“秀才异等”,相当于状元,由皇帝亲自撰写学业鉴定,委派重要官员到全国各郡宣示,彰显功名,“辄以名闻”。中国的皇帝高度重视“国考”中的学霸,从汉武帝刘彻开始,此举措被后世效行,乃至有下嫁女儿,招为驸马的特殊待遇。

      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授业如弟子。一岁辄皆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汉书·儒林传》

      “常与计偕”,这句话里含着追究问责机制。计,指计吏。汉代有“上计制度”,职能是中央朝廷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施政绩效,同时有监察督办权力,相当于今天的审计署职责范畴。西汉初期,全国的计吏归属丞相节制。汉武帝继位后,为削弱相权,把负责皇帝日常读书、“读奏”事务的尚书提升规格,总揽皇帝与地方郡县的答奏事务,计吏也移交尚书统辖。郡守给中央朝廷推荐选拔的人才,由计吏带领到太常处报到。届满考试时一经都没有通过的“学渣”,由计吏倒查追究郡守的责任,这是一种防范官员营私舞弊的机制。

      九卿之首“太常”,是“察举制”制度的执行者和落实者。

      汉代的中央官制,由皇帝和三公九卿构成。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执掌国家政务;太尉,执掌国家军务;御史大夫,又称副丞相,执掌国家纪检监察。九卿具体是太常,太常为九卿之首,主掌国家意识形态,“国家盛大,社稷长存,故称太常”。主管国家祭祀、人才建设、教育、教化等。太常兼任“太学”校长,各郡县推荐的人才都是他的学生,“得授业如弟子”。光禄勋,光禄,代指宫廷,勋通阍,守门人的意思,光禄勋即宫廷守门人。又称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是朝廷事务最庞大的工作机构,属官有中大夫、谏大夫、郎官、谒者等。光禄勋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卫尉,首都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太仆,最高级别的仆人,皇帝出行总管,主理全国马政。汉代的马是重要的国控物资,广泛用于军事、交通,以及政府事务。廷尉,掌公安和司法。大鸿胪,掌外交。汉武帝之前,大鸿胪基本是个闲职,丝绸之路打通之后,与域外国家往来大量增加,成为重要机构。宗正,掌皇族和外戚事务。大司农,掌国家财政和农业。少府,掌宫廷财政及相应事务。

      中国古代的独裁,其实不是皇帝一个人,是三公和九卿配合着皇帝独裁,是体制独裁。

      “察举制”是把官员作为一种职业设计的,做官,需要具备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肃政教”,这一条政审条件是有现代意识的,秉持严肃的政治理念为国家服务。熟读“五经”,从传统智慧中汲取精华,用中国智慧管理国家,是彰显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核心内容。“五经”是儒学的基本面貌和风骨,也是根基。东汉时察举考试增《论语》和《孝经》成为“七经”。至唐朝完善为“科举制”而“十二经”,只是增加了《尔雅》,《礼记》和《春秋》各自一分为三(《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明清之后又增《孟子》而成“十三经”,既是科举入仕的逐层级深入,也是儒学作为国学的枝叶繁盛,但老树盘根的,还是“五经”。

      “西汉吏治,后世称美”,后来的这一句史评,指的就是汉武帝和公孙弘成功推动的这项吏治革新。

      汉武帝时期,全国人口约五千万,共有一百零二个郡(省)。这些郡,是陆续增加设置的。秦朝统一全国之后,设立三十六郡,依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及相关社会状况分析,这样的设置是不科学的,不适合国家行政管理。西汉建立后,化大郡为小郡,在全国设立六十二郡,汉文帝和汉景帝又进一步细化和界定,各增加七郡,计七十四郡。汉武帝开疆拓土,南征北战,在东南和南方(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以及越南中北部)增置七个郡,在西南(四川、云南、贵州)增置十个郡,在东北(辽宁、吉林、朝鲜中北部)增置四个郡,在河西走廊增置四个郡,另从大郡中剥离出三个郡,共增置二十八个郡,总计一百零二郡(之后汉昭帝又增置一个郡,西汉郡制总数为一百零三)。郡下设县,全国的县制在1100-1400之间(此说依钱穆先生观点)。

      “察举制”开始实施时,全国尚不足八十个郡,依照这样的规模计算,每个县推举三名人才,每年的学员总数约有两三千人。汉武帝在位时间长,共五十四年,在他的任内,吏治改革基本完成,全国的官员重新洗牌,得以大换血,“文治政府”的格局初步形成。“这样的政府,我们只能叫它做读书人的政府;或称士人政府。汉代从昭宣(汉武帝之后即为昭帝和宣帝)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举出来。”(钱穆《汉代的选举制度》)

      汉代“文治政府”的这个制度设计,往深里追究,是对西周礼制的效行,但不是复辟,也不是改良,是发扬光大,是有深度价值的创造。

      外宽内深的公孙大人

      “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给公孙弘的素描。这句评语挺刺骨的,说公孙弘这个人,没有心胸,而且心机沉沉,深不见底。

      公孙弘“内深”的一个绝典,是不露声色的挟私报复大儒董仲舒。

      公孙弘比董仲舒大二十一岁,两人均是汉武帝即位元年诏选出的贤良博士。但董仲舒在汉景帝时即为博士,是治《春秋》“公羊学”的学问大家,弟子门生众多,是时人公认的知识领袖。而且家学渊源,祖上是春秋时秉笔直书的晋国太史董狐,就是文天祥《正气歌》中写到的那位,“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公孙弘四十岁才开始研习《春秋》,但不专《春秋》之学本义,《汉书》里记载,“年四十馀,乃学《春秋》杂说”,用今天的术语讲,算“流派研究”吧。

      公元前140年,两人同时被晋封为博士,也算同门同科。这一年公孙弘六十岁,董仲舒三十九岁。六年后,汉武帝向众博士官发出资询政见诏书,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公孙弘以“吏治”对策,得到汉武帝的特别器重。公孙弘被任命为左内史,掌治京师长安。董仲舒受命出任江都国的国相,政治待遇是郡守级,相当于省级自治区政府主席。但塞翁得马,焉知不测。这项任命,也构成了董仲舒人生宿命的另一种开始。

      江都国王刘非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兄长。皇子们之间,同父异母居多,是常态。一母同胞是少数,是个例。

      汉代实行一国两治,“郡国并行”,既沿袭秦朝的“郡县制”,也采用周朝的“分封制”。汉初,刘邦为了稳定新兴政权,晋封了七位异姓功臣王、十一位刘姓诸侯王(均为子嗣或族亲)。异姓功臣王很快被废黜,只保留了对他唯命是从的长沙王吴芮。

      刘姓诸侯王国高度自治,属于特别行政区,有独立的行政权、财政权,还允许有一定规模的军队。中央朝廷派驻太傅(国师)和丞相,其他官员均由诸侯国自行任用。这些特权给国家埋下了相当大的隐患。

      建国五十多年后,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起兵造反,七国之中吴国势力最大。尽管叛乱三个月后被平复,但这个特权制度的诸多弊端,在以后几十年中一直在持续发酵。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置江都国,“治故吴王所属之地”,国都在扬州,封儿子刘非为江都王。为削弱诸侯王权限,汉景帝前元五年(前152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改丞相为相,更令相治民”。董仲舒出任江都国相,是实职实权,但他是一个学究,不会转,也转不动权力的权柄。

      江都王刘非对董仲舒还是尊重的,“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但刘非性格骄横,“非好力气,治宫观(大修楼堂馆所),招四方豪桀,骄奢甚”(《史记·五宗世家》),“易王(刘非),帝兄,素骄,好勇”(汉书·董仲舒传),刘非是已故皇帝的儿子,又是当朝皇帝的兄长,因而对董仲舒的尊重,也只是面子而已。在江都国五年后,董仲舒被“废为中大夫”,中大夫是朝廷的参谋职务,从“废”字可以看出来,董仲舒的江都国相至少是免职的,史书中没有记载理由。也就是说,刘非随便找个理由,董仲舒就被废了。但政治待遇没有变化,中大夫还是郡守级。相当于从地方政府实职,改任到全国“政协”做参政议政工作。

      董仲舒在相国任上有预防和治理水灾旱灾的政绩记载。江都国在长江淮河之间,地域涵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是富庶之地,但水系复杂,水灾多发。董仲舒以五行阴阳而察知天文气象,“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他的治理方法在江都国各地,都取得实效。“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董仲舒离任的时间,史书中没有具体记载。江都国刘非是元朔元年(前128年)去世的。“元朔元年十二月,江都王非薨”。依此推断,董仲舒应该是在这之前卸任的,也是命中有福,如果继续留任,他的命恐怕是保不住的。刘非的儿子刘建继任江都王,刘建劣行至极,暴虐无常兼淫乱,尚在为父王居丧期间,召刘非的宠妃十人集体淫乱,之后还有更多出格的事,甚至强迫宫女与羊狗性交。“建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强令宫人裸而四据,与羝羊及狗交”。元狩二年(前121年)刘建因谋反败露自杀而亡,江都国除名,改置广陵郡。

      董仲舒赋闲京城长安不久,就摊上事了,还是大事。

      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向博士官发布资政诏书的前一年,国内曾发生两次火灾,“六年春二月乙,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刘邦山崩后,各地修建的纪念祠堂统称“高庙”。“高园”,指刘邦的陵园(长陵)。这两次火灾,一次发生在辽东郡的高庙,一次发生在长陵的偏殿。董仲舒居家做学术研究,以这两次火灾为事实依据材料,推衍自己的“天人感应”学说。大致意思是,在重要的时间节点、重要的地点发生天灾,都是老天爷向人间君主发出的警告。

      董仲舒的一个学生叫主父偃,来家里看望老师,见到这份手稿,偷偷带走呈给汉武帝。汉武帝大怒,“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董仲舒被处死罪,但几天后,汉武帝冷静下来,又发诏书特赦,而且官复原职,董仲舒得以逃过这一劫。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孙弘出面了。

      董仲舒心性高古,从不把“无格谀上”的公孙弘放在眼里。“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察言观色能力强),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公孙弘此时上奏汉武帝,“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刘瑞,是让汉武帝伤透了脑筋的人。刘瑞也是汉武帝的兄长,与江都王刘非是一母同胞兄弟。

      胶西国是小国,国都在山东高密。

      公元前154年,胶西王刘卬参与“七国之乱”,兵败之后自杀。汉景帝封儿子刘瑞为胶西王。刘瑞性格暴戾,“为人贼戾,又阴痿,一近妇人,病数月”。刘瑞患有一种古怪的男科病,与妇人做爱一次,几个月病病歪歪。但刘瑞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不经上奏自行处死过多位相国,“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二千石甚众”。

      公孙弘的“内深”用心,是想借刘瑞之手解决掉董仲舒。

      董仲舒到任后,终日忧心忡忡。不久,就以身病为由辞官归家,“仲舒恐久获罪,病免”。

      汉武帝刘彻对董仲舒是发自内心地敬重的,在他告老回家之后,朝廷每有重大事情,都委派重臣从长安城到河北衡水当面听取谏议。董仲舒去世之后,赐葬茂陵(汉武帝陵园)。在汉代,赐葬当朝皇帝的陵邑,是顶级的哀荣。

      再说一下主父偃,这个人的人生之路基本是靠“打小报告”步步升迁的。陷害老师董仲舒之后,又得罪了公孙弘,这下子碰到大茬子上了。主父偃此时官居中大夫,因受贿渎职被告发,“告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多以得封者”,汉武帝本意是想留住一条命,但此时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纪检监察的最高长官,在他的极力谏奏下,主父偃全家被灭门,“上欲勿诛,公孙弘争曰: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偃”。主父偃是恶有恶报,但全家跟着遭难,公孙弘的心,也真是坏到家了。

      公孙弘“记仇”,凡是得罪过他的人,无论时间过了多久,他都不会放过,伺机报复。“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公孙弘力主族杀主父偃,也是他“内深”的代表作之一。

      公孙弘还有两个让人不待见的性格特点。一是“装”,他位居三公,但日常饮食起居,吃粗米饭,盖布被子,“弘食以脱粟饭,覆以布被”,“于是朝廷疑其矫焉”。公孙弘能这么“装”十年,也可见出他的心力强大。再是“无格谀上”,大臣们与公孙弘无法共事,已经商议妥当的事情,一起去向皇帝奏报,只要皇帝提出疑议,他立即顺从响应,置同事大臣于不顾。“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

      司马迁的“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是戳着公孙弘脊梁骨说出口的。

      西安城北的策村

      策,是一种竹片,是特制的“专用稿纸”。

      纸被发明出来之前,中国的文字一般刻在竹片或木片上,用牛皮细绳缀连起来,成册成卷保存,这是书的早期模样,汉语中“册”和“卷”的基本含义也由此而来。孔子晚年读《易经》,“韦编三绝”,意思是手不释卷,不停地展开又卷起来,中间的牛皮绳断了多次。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多为敬祈天地的卜筮文辞,记录的是“天机”箴言,但宗教是非理性的,因而这“天机”里也隐藏着人心。

      皇帝把征询的问题写在竹片上,叫“策问”。博士官们的答奏也是写在竹片上,叫“对策”,或“策对”。皇帝与博士官之间这种笔谈方式,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中独特的文化魅力。汉武帝用这种办法广纳谏言,见到卓识超众的“对策”,他还会追加提问。董仲舒与汉武帝之间有过三次“策对”,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西安城北有一个村子,叫策村。确切地讲,策村归属咸阳市行政管辖,但现在西安与咸阳基本一体化了,两座城市并联在了一起。策村有两百多户人家,其中超过一百五十户是董姓,均为董仲舒的后代。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在老家病逝,被汉武帝赐葬茂陵。千里迢迢,从河北衡水景县广川镇哀荣“乔迁”至长安。董仲舒的墓,在汉武帝陵的偏西北处,直线距离不足一千米。在东南方向,是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的墓,相距仅三百米左右。一代文臣武将的墓与汉武帝大墓成拱卫之势,策村就这样掩映生息在君与臣之间。

      我去拜谒董仲舒是2021年8月底的一个中午,雨下了整整一夜,早上放晴之后阳光格外的热烈。我在策村村口,一个人沿着乡间小道往里走,脚下一半是泥泞,一半是被割倒的青蒿,经过一片待熟的玉米地,就是董仲舒墓。墓茔不是巨大,但气态饱满,尽管多处老土剥落,仍可想见当年的尊严与贵重。墓茔之上以及四周,自然生长着多种树木,有老树,也有不断新兴的乔木,枝繁叶盛,错落相济,与董氏一脉一百五十余户后人,共同守候着这位先知先祖。

      我在董墓前深深三鞠躬,向心中的星辰巨匠致敬!

      这个村子不叫皇村,不叫将军村,也不叫董家村,而叫策村。文化沉淀久了,再发出光亮,就是文明吧。

      这个小村庄,以明白无误的方式,纪念着公元前134年那次文化大事件。

      “天人三策”,是汉武帝与董仲舒之间的三次笔谈,是头脑风暴级别的。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下决心进行宫廷政治的全方位改革。即位当年,在全国海选出一百多位“贤良文学博士”,立为博士官。汉代的“文学”一词的含义,与今天不同,是“文治武功”范畴里的文化治国之学。这一百多位博士官,是当年社会各界推荐出的知识领袖,构成了汉武帝的“文化参谋团队”。公元前134年,向博士官集体发出“策问”,以请教的姿态,征询“王天下”之道,请博士官就“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畅所欲言。

      这道“策问”诏书中,还有一段见性情的有趣文字,汉武帝告诉博士官们,不要有什么顾虑,“靡有所隐”。如果“对策”谏言中涉及到“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的官员,不用担心打击报复,由我负责保密,“朕将亲览焉”,“书之不泄”。

      汉武帝诏令博士官大鸣大放,极尽谏言,并且声明不会秋后算账。他说到也做到了,在他长达五十四年的治期内,基本没有因言获罪的事发生。董仲舒后来有一篇谈“灾异之变”的文章惹怒了他,下令死罪,但随后即赦免,官复原职。汉武帝刘彻是一个硬脾气的人,与他共事的十三位丞相,有七位不得善终,还赐死了多名“酷吏”,但他不禁言,鼓励“极谏”,营造出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文化生态。

      董仲舒在一百多人中以“策对”脱颖而出,又被汉武帝再三追问,而成“天人三策”。我扼要梳理汉武帝三次“策问”的大义,以及董仲舒三次“对策”的主要观点:

      策问一

      第一道“策问”,主要涉及五个问题:

      1.汉武帝首先描绘了他的政治理想,“惟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于方外,延及群生?”如何施政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这里边有五个关键词,不仅“百姓和乐”,又要“德臻草木”,还要有绿水青山。“刑轻而奸改”,政府不施苛政酷刑,百姓奸邪不生。“德泽洋溢,延及群生”,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受益者。

      2.五帝三皇时代“天下洽和”,后世争相效行,但“大道微缺”。乃至夏桀与商纣“王道大坏”,五百年以来,“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无不竭力寻求救世之道统,但多不得法,而不能复正。其中的得与失在哪里?

      3.王者“改制作乐”,舜帝有《韶》乐,周有《勺》乐,这些圣君不在了,但赞美之乐不衰,这个问题怎么认识?

      4.夏、商、周三个朝代兴衰规律的焦点在哪里?“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5.汉武帝提出“人性”的命题,人的性命,或早夭或长寿,或尊贵或鄙劣,如何洞察其中三昧?“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

      对策一

      董仲舒答奏的开篇,是小心翼翼的,但接下来则绵里藏针,力透纸背。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性情,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这些都是大问题,不是愚臣能达到的高度。我遵循《春秋》的原理,以前代之事,探究天与人相应相和的规律,其中蕴藏着诸多可敬可畏的元素。

      后人取“天人相与之际”这个概念,称三次“策对”为“天人三策”。

      一个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老天会发出预兆的,察知预兆并引为警惕是重中之重的事。因此一国之君要保持自醒力,一味自得、自满,或自大,不能察知败兆,危险和危机就会发生。“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治世法则。“王天下”之道的根本,是找到适合的方法。“仁义礼乐”,都是其中的方法和工具。古代的圣贤之君成就功业之后,才制礼作乐,宣之后世,教化百姓以移风易俗。功业未成的王者,是不能给自己制礼作乐的。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君主是弘扬道的,不能以道弘扬君主。董仲舒的这一条谏言是冒险的,他的弦外之音是君主不要自我歌功颂德。

      性是人之本,情是人之欲,早夭、长寿、尊贵、鄙劣,如陶瓦,如冶金,人之情操,陶冶而成。不会尽善尽美,也参差不齐。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尧舜行德政,则国盛民寿,桀纣行暴政,则国败民乱。泥在钧窑中,在于陶匠的修为。铁在熔炉中,在于冶匠的修为。一国之君的责任在于教化百姓,“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

      关于“刑轻而奸改”,董仲舒讲得高妙。一年之中,春为阳,冬为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主德生,冬主刑罚。“天之大德曰生”,“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一年之中,万物生长是主体,刑罚重,就是冬天时间过长,是违背天意的。董仲舒以“正官心”对应“民奸改”,“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其间者”。就是俗语中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意思,但董仲舒讲的排场,讲透了“君心正”在先,“民奸改”在后的道理。

      关于朝代兴衰规律,董仲舒一语中的:一个朝代兴,在于上一个朝代亡。新朝代要下功夫研究旧朝代的衰败之因,根绝其鄙迹。周朝就是这么做到的,得以盛世五六百年。到了周朝末年,是先失王道,再失天下。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不仅没有改其弊端,反而变本加厉,因此仅十四年而亡国。“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始,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董仲舒特别提醒,秦始皇的“焚书禁书”行为,是放弃先贤智慧的治世之道。

      董仲舒对秦之弊害,以及时局的潜在危机做出了清醒判断:

      “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朝者也。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烦,抵冒殊扜(百姓的抵触状态),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亡可奈何。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最后给出的谏议,是进行全方位政治改革,他使用的词是“更化”。

      汉朝建国已经七十余年,但秦朝的弊端阴影仍在,“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可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策问二

      董仲舒的“对策”给汉武帝很大触动,当即“复册”追问。“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

      1.?舜帝无为而治,闲庭散步,而天下太平。周文王事无巨细,废寝忘食,宇内亦治。帝王之道差异缘何如此之大?“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2.?我听说有的君主勤俭治国,朴素至极,仪仗的旗帜颜色都不讲究。“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而周代置宫阙,造门观,仪仗隆重,礼数繁冗,并对领袖歌功颂德。这两种方式的意趣怎么界定?

      3.?一种说法是良玉不雕。另一种是非文采无以辅德。请说说这两种对立的认识所涉及的问题。

      4.?商朝以残酷的五刑治民奸乱,周朝的成康时代置刑罚而不用,但四十余年间百姓遵纪守法。秦朝滥用酷刑,死人无数,以致人口锐减。商朝和秦朝这种以法治国的方式,真是悲哀,成康时代是怎么做到的呢?

      汉武帝列举四个问题之后,又对董仲舒说了一通掏心窝子的话:

      让朕寝食难安的,一是苦寻圣贤时代的治世之法而不得,“惟前帝王之宪”,再是兴农与吏治,“力本任贤”。还有一个更突出的问题,当今的社会现状很不好,正邪不明,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今阴阳错缪,氛气(恶)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朕设立博士官制度,目的是集思广益,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请你认真思考这些,说出你的看法。“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对策二

      董仲舒感动了,敞开心扉,娓娓而谈:

      圣明的君主都是辛苦的,“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做一位贤明之君挺不容易的,因为有一项硬性工作指标,就是“诛逐乱臣,务求圣贤”。尧帝做到了,发现并重用舜、禹、禝等贤人,“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遵纪守法),从容中道。”尧帝在位七十年,禅让于舜。舜在位三十三年,逊位于禹。禹帝开启夏朝大业。

      周文王尊敬并重用闳夭、大颠、散宜生等贤人,周朝得以兴起。“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周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

      商纣王逆天暴物,杀戮贤良。伯夷、太公等贤臣或逃亡,或隐遁,是先失贤良,后失天下。“至于殷纣,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

      尧帝在位时闲庭散步,是有贤人辅德。周文王废寝忘食,“至于日昃不暇食”,因为他在世时,不是君主,是商朝的“西伯”,此时正值商纣王执政,放逐贤良,世道混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

      孔子说,“奢而不逊,俭则固”,勤俭是美德,使江山社稷巩固,但俭不是简陋,是自我约束以修大德。“文采玄黄之饰”是国家旗帜制度,用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制度是规矩,是规格,一户好人家是有规矩的,一个大国是讲究规格的。

      “良玉不琢”是一句古训,良玉“资质润美,不待刻琢”,但这种品质的天然良玉是罕见的,好比“不学而自知”的非常之人。常玉要琢,还得下功夫琢。常人要学,还得下功夫学,“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三十年为一世,施行圣明之道,三十年后才能见其卓著。周武王平定天下,周公制礼作乐,以规矩治国,之后才有成王康王四十余年的太平盛景。秦朝则反行其道,师申不害、商鞅之法,行韩非之说,急功近利,坏文德,败规矩,以虎狼贪心为治国理念,因此十四年而亡国,成为天大的教训。

      一个人有才华,又有益于国家才能称为栋梁之材。但栋梁之材是需要时间培养的,“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董仲舒在第二道“对策”里,给汉武帝提出两条“极谏之言”,堪比警告,一是“官二代问题”和“贵族圈子政治”,再是官员“谀上风气”的危害。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如今的官员,多出于官员之后或门人,其中还有富家子弟,形成“圈子政治”或“富人政治”,这是很危险的情况。古代的吏治之功,是以官员的职业能力区别任用。“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应该设立一种无身份差别选官制度,责成省级以上官员每人每年至少推荐两名,国家针对实际能力给予任用,并且把推荐人才纳入官员考核机制。“臣愚以为使诸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官员对皇帝谀上媚上,不是忠,是奸。“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董仲舒这句话里,也藏着一种弦外音,一个官员谀上媚上,是官员无耻。如果“百官皆饰”,形成谀上媚上的风气,就是皇帝的事情了。

      策问三

      汉武帝的第三道策问,不足三百字,核心意思是朕没听够,请继续。并且明确表态,“虚心以改”。汉武帝不愧是大帝,抄录全文如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这句话是汉武帝的态度,表述既明确又生动。“寖”同浸,字义相当于“溉”,是浇灌、洗涤的意思,差不多是说,从尧舜治世之道,到夏桀商纣失国之戒,朕听后如同醍醐灌顶,虚心接受,认真整改。

      对策三

      董仲舒谨慎守心,得意而不忘形。在第三道“对策”中,他充分阐述了儒家学说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价值,为儒学成为汉代的治国之学埋下了种子。

      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承蒙皇帝厚爱,再垂下明策,您的圣德境界,是愚臣无法达到的。之前两次答奏,条理不清,理据不备,辞不达意,言不分明,这些是臣浅陋之罪。

      接下来就策问进行逐条答奏,坦陈见解。

      “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这是《黄帝内经·素问》里的话,董仲舒据儒家伦理做出解读。天为万物缔造者,包容一切,“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圣人遵循天意而确立世间道,以厚德养人,以规矩树人。春天万物萌生,仁者主爱。夏天万物生长,德行主养。秋冬万物收敛肃杀,刑者主罚。此为“言天者有征于人”。孔子著《春秋》,仰观天道之象,下质世间人情,洞察一百二十个诸侯国兴衰历史以训今。此为“言古者有验于今”。

      董仲舒就此归纳提出儒学治国的三层本义:“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

      董仲舒没有把这句话当成对他的赞许,同步作为皇帝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奏,是想围绕“虚心以改”表达看法。社会改革是关乎存亡的重大问题,怎样改革?改革什么?改革的焦点在哪里?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董仲舒是清醒者,知道话语的分寸。他先声明,研究政体的得失,考察社会的起伏,是大臣和三公九卿的辅佐之职,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我只是尊师道,说一些学习心得。“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秏,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仅)能勿失耳”。

      尧舜大治天下,不是一日之功。桀纣暴虐不仁失天下,也不是一日之败。大善与大恶都是一点点累积而成的,是“众少成多,积小致锯”的结果。董仲舒还就此说出了一句人生醒训格言:“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这句话里“长日加益”和“火之销膏”是两个生动的比喻,“长日加益”指人一天天长高(此处的“长日”,有观点注释为夏至,不妥)。“火之销膏”,指灯火耗油。董仲舒在此处强调,社会改革既要大刀阔斧,还要从长计议。

      “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夏商周三代,效法先贤之道治国,各有得失。但人们又说,王天下之道是恒久不变的。请说说这两种认识之间的差异。

      汉武帝这个问题很见水平,涉及治国理政的原则与根本,而董仲舒的答奏切中汉武帝的痛痒之处。

      王天下的大原则是恒久不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星辰还是那些星辰,其间的运行原理没有变化,大道就不会变。但朝代更替在变,人在变,新情况在发生,世道就会随之应变。

      夏商周三代遵循天道而治,但都有各自的应变重心。夏朝直接沿袭尧、舜、禹,改制不改道,是忠。商代重在敬天地,但失之亲民,民不亲则天远。周代尚文治,重礼仪,但形式化的东西偏多,而且不修武功,是大失。

      董仲舒给汉武帝的谏议是:以夏代的“忠”为基础,承袭尧舜禹的大略。以周代的文治为方法,重规矩礼仪,教化百姓,但须革除形式主义之弊。

      这些谏议对汉武帝影响至深,此后他尚文修武,革新吏治,强化军事。并且在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改革历法,废《颛顼历》,行《太初历》。《太初历》是以《夏历》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有六种历法,称“古六历”。六种历法最大的区别是一年岁首正月的设置不同,“黄帝历”“周历”“鲁历”以冬至所在月,即农历十一月为岁首正月。“殷历”(商代)以农历十二月为岁首正月。“颛顼历”以农历十月为岁首正月。“夏历”以农历一月为岁首正月。汉武帝以《夏历》为基础,修定《太初历》,岁首正月的确立一直沿袭至今。

      董仲舒的另一个贡献,是坚定了汉武帝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信心。

      第三道对策以这样的谏议收尾:“《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六艺即六经,《诗经》《尚书》《礼经》《易经》《春秋》《乐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此之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出台。

      董仲舒说冰雹

      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收录一篇《董仲舒答鲍敞问京师雨雹》,董仲舒细说天象,解释冰雹,以及雨雪雷电的成因,共七个问题。这篇文章,代表着汉代中国天文学的认知水平。鲍敞这个人别处不见记载,有一种说法是汉武帝派遣他去询问,但正史中没有提及这件事,应属推断。从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来看,问答是在一次授课中进行的,“敞迁延负墙,俯揖而退”。古代的老师授课规矩多,有资格提问的坐在前三席,学子问完之后,退到后边“负墙”而坐。“俯揖”是低头行礼的样子。董仲舒解答完问题,鲍敞低头行礼,退到后排。

      董仲舒授课架子大,“进退容止,非礼不行”“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汉书·董仲舒传》)。他坐在帷帐后边开讲,学生在外边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能够亲耳聆听他授课的,都是待遇,大多数弟子不要说见面,连听声音的机会都没有,由他指定的得意门生传授。

      公元前134年农历七月,长安城里下了一场冰雹。这个时间段,正是董仲舒答奏汉武帝“天人三策”的时候,汉武帝五月发策诏问,到七月,君臣之间的三次笔谈或已结束,或正在进行之中。处于高光时刻的董仲舒,耐心解答鲍敞的七个问题,还有人记录下来,可见这个人的不一般。

      元光元年七月,京师雨雹,鲍敞问董仲舒曰:“雹为何物?何气而生之?”

      答:冰雹是阴气胁迫阳气形成的。

      天地之间的气,阴阳各半,二者周回运行,朝夕不止。农历四月是正阳之月,阳气为主导。农历十月是正阴之月,阴气为主导。十月阴主导大气,但阴并不是孤立的。此月纯阴,接近于无阳,但称为“阳月”。《诗经·杕杜》里的“日月阳止,女心伤止”,指的就是这个月。四月阳主导大气,但阳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此月纯阳,接近于无阴,但称为阴月。

      十月之后,阳气在地下开始生成,缓慢上升(到立春那一天到达地表),一直到四月纯阳。四月之后,阴气在天空开始生成,徐徐下降(到立秋那一天入地下),一直到十月纯阴。

      二月和八月,阴阳二气势均力敌,相互激荡,生成风雨云雾雷电雨雹现象。“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则熏蒿歊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

      气向上升腾为雨,向下笼罩为雾,风起云涌,雷是阴阳二气相搏发出的声音,电是二气相互撞击闪烁的火光。阴阳二气开始升腾之时,若有若无,若实若虚,若方若圆,积聚凝结,达到一定重量,形成雨降落。风大则雨疾而疏,风小则细雨绵绵。寒气增加之后,雨形成霰,是细小的冰粒,凝于云层之中,被风吹散,飘落为雪。冰雹也是霰一样的东西,寒气突兀上升,冰粒增大增重,骤然而成冰雹。

      董仲舒解释自然原理之后,开始发挥他的“灾异说”:

      “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條,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润叶津茎而已。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炫目,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条,凌殄毒害而已。云则五色而为庆,三色而成矞。雾则结味而成甘,结润而成膏”。

      “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杀驴马。此皆阴阳相荡而为祲沴之妖也。”

      太平盛世的年月,风不怒号,树枝不会噼啪乱响,使种子开壳催生草木萌芽而已。雨不破土伤根,滋润茎叶而已。雷不惊怵恐怖,发号令省人而已。闪电不刺眼,宣示光耀而已。雾不造成迷惑,不妨碍远望,氤氲大地而已。雪不压迫树枝,消毒灭虫而已。云呈祥瑞,露结味甘,滋润肥沃土地。此为圣人治世,阴阳和合,风调雨顺。

      政多腐败,则天生乱象,阴阳失和,狂风破屋,暴雨成河,大雪封路,雷电伤驴马,此为阴阳二气激荡而呈不祥之兆。

      鲍敞问:“四月无阴,十月无阳,何以明阴不孤立,阳不独存邪?”你说“四月无阴,十月无阳”,怎么又说“阴不孤立,阳不独存?”

      答:阴阳二气虽有区别,但本质上是不能分割的一体。阳为主导时,则大气呈阳,阴为主导时,则大气为阴。

      比如一锅水,未加火烧时是纯阴,加火至沸腾,则为纯阳。纯阳则无阴,熄火水寒,水又复阴。纯阴则无阳,加水至沸腾,水又复阳。

      四月为纯阳之月,但并不是无阴,是阳气至极。纯阳之月之后,阴气开始滋生,“夏至一阴生”,因此“葶苈草”枯于盛夏。十月为纯阴之月,也不是无阳,是阴气至极。纯阴之月之后,阳气开始滋生,“冬至一阳生”,因此“款冬花”开放于严寒之中。“水极阴有温泉,火至阳有凉焰”。

      鲍敞问:“冬雨必暖,夏雨必凉,何也?”

      答:冬日天寒,阳气自下上升,遇阴气受阻成雪,随风飘落,但人得阳气其暖。夏日炎热,阴气自上而下,遇阳气成雨,但人得阴气其凉。

      鲍敞问:“雨既阴阳相蒸,四月纯阳,十月纯阴,斯则无二气相薄,则不雨乎?”雨是阴阳之气相互阻挠而成,四月纯阳,十月纯阴,应该不下雨吧?

      答:纯阳与纯阴这种情况,虽然是在四月和十月,但只是其中的一天。

      鲍敞问:“月中何日?”

      答:纯阳主导大气,是夏至前一天。纯阴主导大气,是冬至前一天。

      鲍敞问:“然则未至一日,其不雨乎?”夏至和冬至的前一天,没有雨雪吗?

      答:是这样的。如果有雨雪,就是邪气导致的。阴阳二气相离相合之中,也会自生邪气,能使阴阳改变节令,暖凉失度。“和气之中,自生灾沴,能使阴阳改节,暖凉失度。”

      鲍敞问:“灾沴之气,其常存邪?”

      答:邪气不常存,但是随时会发生。比如人的四肢和五脏,健康时候都是正常的,一旦生了病,浑身上下都不会舒服。

      “敞迁延负墙,俯揖而退。”鲍敞领会之后,恭敬而退。

      董仲舒把四月称为“建巳之月”,把十月称为“建亥之月”,是中国人传统的天文观。中国古人以冬至这一天为一年肇始的首日,“冬至大如年,纳履添新岁”,古代历法中以十二地支对应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冬至所在的月(农历十一月)为岁首子月,依序为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巳为农历四月,亥为岁尾十月,端午节是五月初五,也是由此而来。

      附文:

      董仲舒答鲍敞问京师雨雹

      元光元年七月,京师雨雹。鲍敞问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气而生之?”

      仲舒曰:“阴气胁阳气。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迴,朝夕不息。”

      阳德用事,则和气皆阳,建巳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阳之月。阴德用事,则和气皆阴,建亥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阴之月。十月阴虽用事,而阴不孤立,此月纯阴。疑於无阳,故谓之阳月。诗人所谓“日月阳止”者也。四月阳虽用事,而阳不独存,此月纯阳,疑於无阴,故亦谓之阴月。自十月以后,阳气始生於地下,渐冉流散,故言息也。阴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纯阳用事。自四月以后,阴气始生於天下,渐冉流散,故云息也。阳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纯阴用事。二月八月,阴阳正等,无多少也。以此推移,无有差慝,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则熏蒿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气上薄为雨,不薄为雾,风其噫也,云其气也。雷其相击之声也,电其相击之光也。二气之初蒸也,若有若无,若实若虚,若方若圆,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风多则合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密。其寒月则雨凝於上,体尚轻微,而因风相袭,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则上合为大雨,下凝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至也,阴气暴上,雨则凝结成雹焉。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润叶津茎而已。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条,凌殄毒害而已。雪则五色而为庆,三色而成。露则结味而成甘,结润而成膏。此圣人之在上,则阴阳和风雨时也。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杀驴马。此皆阴阳相荡而为祲沴之妖也。

      敞曰:“四月无阴,十月无阳,何以明阴不孤立,阳不独存邪?”

      仲舒曰:“阴阳虽异,而所资一气也。阳用事,此则气为阳;阴用事,此则气为阴。阴阳之时虽异,而二体常存,犹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纯阴也。加火极热,纯阳也。纯阳则无阴,息火水寒,则更阴矣。纯阴则无阳,加火水热,则更阳矣。然则建巳之月为纯阳,不容都无复阴也。但是阳家用事,阳气之极耳。荠麦枯,由阴杀也。建亥之月为纯阴,不容都无复阳也。但是阴家用事,阴气之极耳。荠麦始生,由阳升也。其著者,葶苈死於盛夏,款冬华於严寒,水极阴而有温泉,火至阳而有凉焰,故知阴不得无阳,阳不容都无阴也。”

      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凉,何也?”

      曰:“冬气多寒,阳气自上跻,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气多暖,阴气自下升,故人得其凉,而上蒸成雨矣。”

      敞曰:“雨既阴阳相蒸,四月纯阳,十月纯阴,斯则无二气相薄,则不雨乎?”

      曰:“然,纯阳纯阴,虽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

      敞曰:“月中何日?”

      曰:“纯阳用事,未夏至一日。纯阴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气也。”

      敞曰:“然则未至一日,其不雨乎?”

      曰:“然,颇有之,则妖也。和气之中,自生灾沴,能使阴阳改节,暖凉失度。”

      敞曰:“灾沴之气,其常存邪?”

      曰:“无也,时生耳。犹乎人四支五脏,中也有时。及其病也,四支五脏皆病也。”

      敞迁延负墙,俯揖而退。

      以察史知世道

      中国古代的史官,以及治史的行家,都有观天象的基本功,可以靠天吃饭。司马迁《史记》中的《律书》《天官书》,班固《汉书》中的《律历志》《天文志》,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多篇文章,都是职业天文学家水准。今天的历史学者,是丢了这门手艺的。

      最早的史官由“巫者”转业而来,在部落时代,或邦国成型的初期,人们听天由命。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差不多可以摧毁一切。风霜雨雪雷电雾雹,都是难解的谜团。日食、月食、彗星出没,更是了不得的大事。能够解释这些天象的人,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其中能够出任“巫者”的,是百姓仰望,君主礼遇的最高学术权威。

      “巫者”是掌天象,通神明的高人,地位相当于国师。

      巫这个字,甲骨文的写法是,粗看起来像一架无人机的造型。“巫者”也如同无人机一样,在天象地理中搜索信息元,并做出解读和预判,以“卜辞”呈报给君王。司马迁《史记》中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对“巫者”均有生动充分的记述,尤其讲到“卜筮”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於天命哉”,“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

      据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考述,“巫者”升级为史官,是在夏代完成的改制,“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通·史官建置》)

      史官制度,由来已久。轩辕黄帝之时,仓颉、沮涌实居其职。到夏商周三代,从夏代开始,史官职能逐渐增加,到周代,史官制度已经很完备了。据《周官》《礼记》记载,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职分。太史掌六典制订,六典具体是“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小史掌诸侯国地方志,内史草拟诏诰王命,外史掌邻国公文往来,左史记载君王言论,右史记载君王起居事务。

      中国人的大历史,基本是与中国天文学的起源同步的。

      从发现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确定日和月的时间概念,再到一年之中四个季节的认定。从对天象地理的阶段性认知,到有意识地循守自然法则,形成“天地人”共荣共存的价值观。建立时空观的经历过程是相当漫长的,随着当代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个过程正在逐渐清晰地构成中国大历史的上游。

      “伏羲八卦”是中国人系统性思维的开始。“伏羲八卦”可以追溯到8000年之前,公元前6500年代左右,祖先用八种物质元解构并揭示世界,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当时文字还没有发明出来,用八个符号做代表,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

      “伏羲八卦”也被认定为汉字发明之前的草稿,以及著述书籍的缘起,“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史通·古今正史》)

      西汉建立之后,到汉武帝时期,改禁言锢文的秦朝弊政,上接周代的文治传统,史学成为显学。“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史通·史官建置》)汉武帝高配“太史公”职务,位在丞相之上,司马谈为首任太史公。据汉代律法,地方郡(省)县上报中央的吏政、户政、赋税等年度审计簿籍,先报送太史公,再呈送丞相。由此可见“太史公”一职的重要。

      司马谈,是司马迁的父亲。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执政满三十年,君临泰山封禅祭祀天地,这一年更新纪元,史称元封元年。封禅仪式按西汉律制应由太史公主持,但司马谈因事滞留在周南(即《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在洛阳一带),因为不能参加这次盛典,郁闷而终。“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史记·太史公自序》)

      临终前,这位职业大史官拉着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地说了一席话:我们司马一脉自周代即为太史,远在虞夏的时候已是天象官,后辈不才,这种荣光会断送在我手里吗?如今皇帝上承千年大统,举行泰山封禅大典,我身为太史公却不能参加,这是命,这是命呵!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承袭太史职业,尽孝尽忠尽职。“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接下来又给司马迁布置了一道作业: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周公之后五百年孔子在世,孔子之后至今又近五百年。孔子于礼崩手坏中删定《诗经》《尚书》,著《春秋》大义,成为今天的学术遵循。但四百多年来诸侯争天下,史书散失殆尽。如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众多,我作为太史没能予以记载论述,于心不安,这件事你一定要记在心上!

      司马迁低头流泪,说:“儿子笨拙,但我一定循序述录先人事业,不敢疏忽。”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三年后,司马迁出任太史令,再之后,《史记》问世。

      《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的前两史。这两部书的体例,也成为后来中国史书写作的基本遵循。

      汉代以史学为显学,重视中国历史上接传统,是有文化疼痛在其中的。中国文化典籍经历过一次沉重的劫难,就是秦始皇的“焚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秦朝,七年之后,公元前213年,在全国范围内大举禁书烧书,当年“焚书令”的要点是这样的:

      非秦记皆烧之。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

      不是记载秦国历史的史书,全部烧掉。

      不是文化官员职业用书,天下敢有收藏《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著作,一律上缴政府,集中焚烧。私下议论《诗经》《尚书》者斩首示众,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员隐匿藏书不报,与藏书者同罪。焚书令下达三十天无作为的官员,脸上刺字,以“城旦”罪论处。城旦,秦朝罪名,罚四年筑城劳役。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焚烧之列。

      “五经”之中,只有《易经》以卜筮之书幸免。《诗经》和《尚书》被特别点名,《春秋》和《礼记》在史书之列,均为首禁之书。

      公元前213年,是中国文化史中最寒冷黑暗的一年。再七年之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

      感谢汉代,秦亡汉兴,不仅解除书禁,还下达“征书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书籍,而且整理修复典籍,据《汉书·艺文志》存目记载,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到汉元帝刘奭时期的一百五十年间,汉代政府持续推动整理修复文化典籍工作,共有“六略三十八种”,一万余卷著作存世。我们今天见到的先秦典籍,超过九成都是经由汉代先贤重新整理出来的。尤其重要的,是在汉武帝刘彻时期,确立“五经”为官员“察举制”考试用书,立“五经博士”为国家级学术带头人。秦朝以史书、《诗经》《尚书》等为首禁之书,汉代兴史学,并且确立“五经”为治国之书。这是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的一个重要分野点。

      “不虚美,不隐恶”,是中国古人最基本的历史观。

      这句话出自班固对司马迁的史评:“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班固对司马迁有赞誉,也有微词。称颂他是“良史之材”,叙事理据充沛,思辨而不巧说,求真不落俗套,秉笔直书,不虚饰,不隐君恶,是史之实录。同时对他的价值观判断抱以不同的见解。“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先尊黄老之术,后取儒家六经。写人物贬隐士,挺奸雄。述经济尚势力,耻贫穷。班固是纯儒的史官,他提出的这些异议属于学术见解上的分歧。

      班固秉承史家“君举必书”的传统,不曲意逢迎,不隐君主之恶,在这个大原则上,班固和司马迁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设置史官的初衷是“以史制君”,“君史两立”,史书是用来制约君主的,“君举必书”。如实记录君主的言行,传之后世,善言善行做为遵循,恶言恶行作为训诫。古代还有一条硬性规矩,当朝君主不能审读当朝史官的著作。这个规矩到唐朝时,被李世民修改了,改“史官制度”为“史馆制度”,历史不再由一个人撰写,成立史馆集体写作,“领班大臣总知其务,书成进御”。宰相担任总撰官,史书成稿之后呈皇帝审定。史书的写作原则也由“以史制君”改为“以史鉴今”。

      李世民不是正常继承皇帝大位的,他的担心和顾忌自有他的道理。

      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是典型的中国智慧。

      大千世界多般变化,但万变不离“六度”,《淮南子·时则训》中记载,“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准绳,规矩,权衡,这三个词的出处由此而来。

      天为墨绳,绳之以法。“直而不争,修而不穷:久而不弊,远而不忘”。

      地为水准,“平而不险,均而不阿,广大以容,宽容以和”。

      春为正圆之规,“转而不复,员而不垸,优而不纵,广大以宽,感动有理,发通有纪,优优简简,百怨不起。规度不失,生气乃理”。

      夏为秤杆,“缓而不后,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匝而不责,常平民禄,以继不足”。

      秋为矩尺,“肃而不悖,刚而不愦;取而无怨,内而无害;威厉而不慑,令行而不废;杀伐既得,仇敌乃克;矩正不失,百诛乃服”。

      冬为秤砣,“急而不赢,杀而不割,充满以贯,周密而不泄,败物而弗取,罪杀而不赦,诚信以必,坚悫以固”。

      以春秋为历史的称谓,取意规矩,隐含权衡之道,融入天地准绳之内。

      春秋,既是史书的名称,也是一段国家历史。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中时间最长的国家大分裂时期,长达五百五十年的社会动荡,诸侯割据自治,乃至无休止的硝烟战火。这个漫长的阶段,名誉上叫东周,但在正史中,以《春秋》和《战国策》两部史书的名称指代。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475年,至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以史书之名命名朝代,是中国史书的“突出贡献”吧。

      西周是孔子梦寐心仪的大治时代,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礼制循序,国家昌明。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由西安迁都洛阳为标识点,国运由盛而衰,由西周滑入东周的门槛。春秋时期,列国诸侯还没有撕下面具,表面上认可周天子为国家君主,到战国时期,终于把周天子一脚踢开,各自举旗为政。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就在于“国家一体”的意识有或者无。

      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晚年的孔子感慨所居时代的礼崩乐坏,克己复礼,梦幻着西周盛世再现,于是在鲁国国史的基础上,修著《春秋》。孔子去世三年之后,春秋时代结束。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自汉代至今最好的《春秋》解,既解经典,也由此创立了史学研究的一宗上乘法门。《春秋繁露》十七卷,实存七十九篇文章。这些文章意蕴沉实丰润,写法生动趣味。可以由前往后读,也可以从后往前读,还可以断章随心随意读。十多年前,我初读这部书时,做了读书札记。摘取几处舍不得扔的段落,累赘如下:

      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不叫“冬夏”,是有多重机心的。

      孔子著《春秋》,一万八千言,覆盖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从鲁隐公元年写起,到鲁哀公十四年落笔。《春秋》以鲁国十二位君主(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为大线索,同时旁及120个诸侯国的史实。在写作内容上,“详己而略人”,所录史事,鲁国详细,他国简约。

      孔子身在鲁国,又不是国家史官,他是怎么得到120个诸侯国史料的呢?《春秋繁露》中没有交代过这一点,但《春秋公羊传注疏》中有一句话,“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大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诸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历”。孔子受周王室之命著《春秋》,端门,指周王室。派子夏等十四位学生搜集诸侯国资料,得到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的国家档案,用九个月时间写作完成《春秋》。春秋晚期时候,只是一百二十个诸侯国吗?子夏等人有没有疏漏,这就无法知道了。

      在写法上,《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历史切分为三个档期,“《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有见三世”,指孔子亲历的三个时代,鲁哀公、鲁定公、鲁昭公三世,计六十一年。“有闻四世”,指听经历者讲述之前的四个时代,鲁襄公、鲁成公、鲁宣公、鲁文公四世,计八十五年。“有传闻五世”,指据史载的更远的五个时代,鲁僖公、鲁闵公、鲁庄公、鲁桓公、鲁隐公五世,计九十六年,如此共计二百四十二年。

      “于所见,微其辞”,孔子写他所处的时代,用笔隐讳,多有顾忌。圣人写他的“当代”,也是不敢掉以轻心的,怕掉脑袋,担心被割去吃饭的家什。“于所闻,痛其祸”,记写听人讲述的时代,富于感情,敢爱敢恨,于祸国的事,下笔不含糊。“于传闻,杀其恩”,据史料而知的远代五世之事,就不带感情了,直抒胸臆,就事论事。

      “春秋笔法”,是我们后人一直推崇的。其实单就写法而言,《春秋》这部书并无长处,是流水账式的,“如旧时记账先生的记账簿”(钱穆先生语)。“春秋笔法”指的不是手法,而是心法,其中藏着两个智慧点:一是用事实材料说话,而且言简意赅。“《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矣。”《春秋》书中的观点多是比较而言的,不凭空臆断。修辞简约,但方法鲜明。再是“记衰世”,记录一个时代,既写明亮处,也留心阴暗面。《春秋》一书,“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记写了三十六个臣子弑杀其君,五十二个国家由兴至衰,以此乱象,昭示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史书不是化妆品,洗净脂粉,保持晴朗面目,是“春秋笔法”的核心内存。

      董仲舒把“王”这个字说透彻了:“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贯通了天地人,是王。疏忽了人,天地也是枉为的,“知广大而有博,唯人道可以参天。”天地育万物,但人是尘世间立地参天的树。

      世间有春夏秋冬,“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春主生,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生溉其乐以养,死溉其哀以藏,为人子者也。故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春生夏,秋藏于冬,循父子人本之道。以天地四时寓人间历史,用“春秋”命名史书真是恰到好处。

      “不知来,视诸往”,是《春秋》这部著作的立书基本。一个国家的将来,潜伏于过往之中,于命运中察知未来,如那句话,“性格即命运”。往事千年万绪,浩瀚如天空。天真是空的吗?于没眼的人一无所见,于有心的人则无物不在。“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中国人称呼天为老天爷,但老天爷言辞金贵,不随便说话的,也不做什么,而是看你怎么做。人在做,天在看。“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

      一个时代里,人们对天地的认知之心有多厚实,这个时代就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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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穆涛:旧制度下的公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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