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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水中央(节选)

  • 作者:美文苑
  • 来源: 原创
  • 发表于2022-04-06 19: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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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伟章:著名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世事如常》《谁在敲门》等,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当代》长篇小说奖、红岩文学奖等。小说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新时期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亚洲周刊》十大华语小说等。四川省天府文化领军人才、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水中央(节选)

      罗伟章

      那时候,华蔚林在东轩城就有名了,茶余饭后,常听人谈起他,说他做过知青,下过矿井,在矿难中断了左腿,成了跛脚;说他有过四次婚姻,前三次都栽了花石榴,第四次终于结果,得一千金。说得最多的,自是他的文学才华。他没念过大学,高中也只读过两个星期,却创作了百余万字小说。当年的东轩,写小说的如同现在炒股的,我是指人数,但也真有几位,冲出市境,在更大的世界混出了脸面——这其中不包括华蔚林,但无关紧要,华蔚林并不只靠小说挣名,他还写剧本,有一部剧本还拍成了电影。

      东轩市下辖一县,名普光,普光县大河镇有个奇女子,名叫许春苇,华蔚林那个拍成电影的剧本,就取材于她。许春苇十七岁那年,不幸触电,双臂被截。当她从手术台上醒过来,得知自己的处境,竟没半句儿言语,只静静地流了几行泪,就凭本能思考一个问题:人,是不是可以重新定义?手脚分工,是不是万万年的老眼光?假定人生来就没有手,脚不也要为手代劳吗?

      观念催生能力。仅半年,许春苇的两只脚,就能自如地梳头、吃饭、写字,穿衣服,上厕所,更不在话下。又过半年,即能单脚走路,虽是蹦着走,却身轻如燕,顶碗水在头上,也不会荡出来。她就这样腾出一只脚来当手用,提篮拎筐,行茶办饭,啥事都不耽误,而且去福利院做义工,照拂孤寡。

      许春苇的事迹,以前未见任何报道,因此可以说,是华蔚林发现了她。他多半是从她身上看见了自己。再高明的作家也藏不住自己,内心褊狭,字里行间就阴郁潮湿,小时候挨过饿,写块石头也能闻到食物香。华蔚林残疾那年,同样不满二十岁,却一步一跛地走到了今天。

      单凭这一点,我就对华蔚林心生敬意,尽管从没见过他。

      可奇怪的是,凡是谈论华蔚林的人,无不把他当成笑话。即使说到他的文学才华,也是当成笑话说的。我听来听去,听出一个意思:嫌他文凭低了。那正是唯文凭是举的时代,只要有张大学毕业证,再丑的男人,也能怀抱如花美眷。东轩城出了名的那几位小说家,都念过大学,其中一位还出身复旦。只有初中文凭的华蔚林,实在不该抢占风头。这是不是身份歧视?我觉得是。却没人愿意承认,他们说:你不知道啊?华蔚林是东轩四大名丑之一。

      东轩类同重庆,是座山城,清溪河穿城而过,分出南北。北城是老城,所有重要机关、重要人物,都在那边,我所在的邮局,是在南城,地界所限,加上位卑人微,消息究竟不很灵通,“四大名丑”是第一次听说。问哪“四大”,张三说的和李四说的,很不一致。

      但不一致的是另外三人,华蔚林则是众口一词,成为当然人选。

      这倒让我对他越发好奇。

      取材许春苇的那部电影,名字就叫《春苇》,上映没多久,便传来得奖的消息,华蔚林作为编剧,要去北京参加颁奖会。这也没啥,几位小说家已多次得奖,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都参加过颁奖会,可他们参加的,最多是当地部门领导出席,而华蔚林参加的,却有中央首长在座。正因此,东轩日报和晚报社,才连忙派出记者,去普光县采访电影的原型。

      我听说,华蔚林载誉归来,无论风晨雨夕,都在大街小巷游走。他不是腿不好吗?没关系,走慢些就是。他那腋下,夹着一本厚达半尺的相册,见了人,就手一拦,然后把相册打开,一页一页的,翻给人看。那是首长与他握手的瞬间。所有照片都是那个瞬间,只是缩放成了不同的尺寸。

      街市上最不缺的就是人,因此华蔚林即使有健壮的双腿,也走不快。他不需要走快。他要的就是慢。他要把他的光荣,分享给每一个东轩市民。如果是外地游客,他更高兴。游客会把他的荣耀散布四方。看完相册,他便胸脯一挺,伸出右手,说:我以某某某握过的手,来握你的手!

      这件事我听过不下五十回,其中有八个人,都说自己碰到过华蔚林,都看了他的相册,也见他伸出右手,无比庄严地说出那句话。

      “我才不跟他握!”我的一个女同事说,“他领奖回来都有半年了吧?没有半年也有三个月,肯定一直没洗过,吃喝拉撒都用那只手,想起来恶心。”

      我瞟她一眼,心里奇怪地有些寂寞。

      幸好我从没对人讲过我尊敬华蔚林。

      女同事问我:“你要是见了他,跟不跟他握手?”

      我想了想说:“不。”

      其实我也拿不准,说“不”,纯粹是为了讨好她。她长得很漂亮。

      她又问我:“是不是很恶心?”

      恶心这个词我说不出口。也不想说出口。她的眼神和口气,分明知道自己漂亮,也知道我是在讨好她,就想用她的漂亮和我的讨好来控制我,我就不喜欢了。

      报纸上零星地有些关于华蔚林的消息,当然没说他去大街上翻相册、把首长握过的手赏赐给路人去握,是说他从北京回来后,市里组织了《春苇》的研讨会,连市委书记也到了场,并且讲了话。这样的待遇,也是其他作家所没有的。

      说华蔚林炙手可热显得夸大其辞,毕竟,对他的报道并不多,连开他的研讨会,他也只是个由头,主要是传达市委书记的讲话。但说华蔚林春风得意,哪怕没亲眼目睹,只凭空想象一下,也应该是合理想象。

      然而,合理的不一定合法,合理合法的,不一定正确。

      在华蔚林自己看来,他既非炙手可热,也没春风得意。

      他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这是因为,他以前是市文化局的小职员,现在照旧是个小职员。

      对多数人而言,这已经很好了,毕竟你曾经只是个挖煤的,你不仅从地下爬到地上,见到了太阳,还进了文化局。那几个小说家都在文化局,从不去单位,只在家睡觉、看书、写作、给读者回信、把玩女读者寄来的照片,薪水照领,稿酬自得。华蔚林也可以这样,但他不。他是天天要去上班的。

      上班却没事给他做,这让他苦恼。

      于是他去找局长。

      局长说,你跟他们(指那些小说家)一样,没安排具体事,是想你们把写作当正事,你把正事做好不就行了?他问:“我正事做得好不好?”局长说好,但不能骄傲自满,要对得起你得到的荣誉。他说:“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局长把桌子一拍:“这就对了嘛,继续努力嘛!”

      这时候,他摸出一支烟来点上。他平时不抽烟,带包烟去,是想给局长发,结果局长前天才把烟戒了,他怕浪费,就自己点了。不会抽烟的人,吐出的烟是散的,而且眯缝着眼睛。他就眯着眼睛对局长说:“你觉得李东平咋样?”

      李东平是个小说家,但不属于最出名的那几位。

      局长诚恳地说:“他还比不上你。”

      “你是指哪方面比不上我?”

      “当然是写作嘛,你到底有个剧本打响了,他还只是在冒烟儿。”

      说着,局长把飘到他鼻子底下的一缕烟扇开,表情很是挣扎。刚戒烟的人,闻不得这东西。闻着臭。而且深知这种臭很容易就变成香。

      听了局长的话,华蔚林摇着头,“不是这样的,”他说,“写作上,他固然比不上我,但关键不在这里。李东平当干部之前,天天骂娘,这里不公平,那里有腐败,骂得那个难听,你是知道的。可这样一个人,你提拔他,让他当了科长。我呢?洪水来了我写抗洪,旱灾来了我写抗旱,计划生育来了我写《独苗赋》,时代需要自强不息,我写《春苇》。我敢拍着膛子说,我所有创作的方向,都是指南针的方向。但我的忠心耿耿,领导并没看见,所以不愿给我事情做。”

      “怎么没给你事情?写作不是你的事情?”局长又是那句。

      “那李东平呢?他为啥就当了科长?”

      这差不多是质问了。

      局长不接受质问,因此沉默着。

      沉默并不是态度,而是对态度的隐藏,只有当沉默变成声音,才能确证态度。如果一直沉默呢?那也是一种声音。华蔚林听到的,就是这种沉默的声音。

      他照旧是个小职员。

      他感觉到,自下而上不仅吃力,还是玩命,上头锨下一锹土,就能把你埋了;自上而下则不同,那是摧枯拉朽,也是入川归海。于是他不想再找局长,也不打算找分管文化的宣传部领导。他要直接去找市委书记。

      市委书记姓何,早就知道华蔚林,因为《春苇》,又和华蔚林见了面,对他的来访很是欢迎。他先表扬了一番,又鼓励了一番,正要关心来访者的近况,华蔚林就说话了。他说的,就是给局长说过的,而且还说:“讲老实话,我有些伤心,何书记你知道,我不是为我自己伤心,我是害怕给社会上传递出一种错误信息,就是领导不需要忠诚,也藐视忠诚。我就为这个伤心。”

      何书记什么表情,外人当无从得知,但传言者振振有辞,说何书记很尴尬。书记怎么会尴尬呢?便又纠正,说是愠怒。

      不管是尴尬还是愠怒,华蔚林都没受影响,他问:“何书记,我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话吗?”书记翘了下指头。这很可能只是个无意间的习惯动作,但华蔚林当成了应允,说声谢谢,就站起身,从裤兜里摸出电话本,翻到某一页,看一眼,够着上身拨个号码,再看一眼,再够着上身拨个号码,这样拨过去,说:“我找梁部长。”大约过了半分钟,他嗨天嗨地的,说梁部长啊,我在遥远的东轩向您问好,向您致敬!并没说别的,只这么问好、致敬的重复几遍,就说梁部长,您日理万机,我不敢耽搁您,以后专程去北京拜望您。

      电话一搁,何书记的脸色变了。

      梁部长。北京。日理万机。这诸多信息,都指向特定的梁部长。

      没过多久,华蔚林就当了市文化局艺术科科长。这其间或许也有短暂的过度,比如先当副科长,再迅速扶正。但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是科长了。

      许多人认为,华蔚林能得逞,是把何书记吓住了。华蔚林的水深水浅,何书记是摸不透的。他去北京受到过大领导的接见,很可能趁此机会,和某些要员结识。再者,每逢换届,省里的,中央的,当然也包括市里的,谁当选,他都要发贺电,你把这当成笑话,说首长根本看都不看,可万一看了呢?看了,就把华蔚林三个字记住了。何书记知道华蔚林,不首先就是看了他的贺电吗?鉴于此,何书记觉得,这个跛脚的矮子(华蔚林身高刚过一米六),即使不靠他,也最好别惹他。给个科室领导让他当当,也不值啥的。

      如此揣度,相当于嘲笑华蔚林的同时,也嘲笑了何书记。大家都相信何书记会那样想,都认为他不会怀疑:华蔚林的那个电话,果真打了吗?会不会只是装模作样拨几个号码,就呼天喊地一通?这是完全可能的,何书记竟然信,还被吓住了。毕竟是从基层上来的。何书记先是在公社当广播员,后管农业、管林业,再当副书记、书记,然后进区委,进县委,进市委,在市委多个部门混了一圈,才进入核心领导层,最终登上东轩最高宝座。说他是一步步干过来的,当然没错,说他是一步步吓过来的,也没错。

      长时间被吓,人会变傻,这确实有科学依据,但落实到何书记身上,就是对他的污蔑了。从某种角度说,何书记是个单纯的人,至今接受电视台采访,还动不动就冒出从基层带来的粗话,比如:“今年雨水不顺,狗日的我们粮食还是增产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何书记还有个外号,叫茅台书记,可他下去走动,你当真拿茅台给他喝,他会生气的,生气到饭也不吃,转身就走。底下人便向外地取经,换瓶装酒,还在那瓶上贴了标签,去的是普光,标签就是“普光白酒”,去的是红景,标签就是“红景白酒”,说:我们用土酒招待何书记。何书记闻一闻,抿一口,说,蛮好的,蛮好的,就是要大力发展地方企业。离开时,又说:你们这土酒不错,给我装二十斤,让我也当一下你们的宣传员。

      这样的人怎么会傻呢?

      分析起来,何书记给华蔚林一个职位,没别的原因,就是被华蔚林的那段话打动了。

      哪怕仅仅出于好奇,我也想跟华蔚林认识。我觉得这个人很好玩。作为“四大名丑”的当然人选,我却没怎么感觉到他太难看。即使丑,也丑得可爱,我是这样想的。这或许是我是非观念过于淡薄的缘故。我确实有这方面的弱点,见了漂亮女人,只要不像我那女同事一样想控制我,她再自私,再刻薄,我都愿意接近,好像漂亮本身就构成某种美德。男人的好玩,相当于女人的漂亮。

      只是像我这种人,从单位出来,上五层楼,就是家,下五层楼,就是单位,单位说是底楼,却又要下二十余步石梯才到马路。我的意思是,我是被悬起来的一粒尘埃,凭什么去认识名人?

      可梦想成真这句话,有时也不是糊弄人。东轩晚报招记者,我去应聘,竟被录取。报到那天我就想,我应该找机会去采访一下华蔚林。说来奇怪,华蔚林得奖(尽管只是电影得奖,并非他的剧本),包括开研讨会,日报和晚报登过消息,也整版报道过《春苇》的原型许春苇,却没见谁专访过华蔚林。我依然觉得这是身份歧视。没读过大学怎么的?高尔基什么文凭?那时候我不更世事,很有些忧国忧民,总担心墙面挂着羊绒毯,墙心却是豆腐渣。

      不巧的是,我去晚报时,碰上副刊编辑请产假,总编认为副刊这东西,无非是个点缀,交给新手无所谓,于是就交给了我。我应聘的是记者,却做了编辑,而且一直做编辑;原编辑从产假回来,调到财经部当副主任去了。做编辑也行,定向策划些栏目,总有办法把华蔚林网络进来。但想直接跟他打交道,就不那么方便了,除非我登门拜访。但我这人,道德感不强,自尊心却重,越想做的事,越有一只手拽住我,不让做。

      万万没想到的是,华蔚林主动找我来了。

      那是个星期二,我记得很清楚。上午十点左右,一个人进了编辑部。我们报社在北城清溪路,日报和晚报同在一个院里,日报在东楼,我们在西楼,其间隔着花台和假山,假山上长着真植物,文竹、龙柏,罗汉松、凤尾蕨、鼠尾草、金银花,盛夏时节,蓊蓊郁郁,假山也因此成了真山。晚报的副刊部和体育部都在402室,当时正高呼体育强国,所以体育部人多,七八个。我坐在靠里,那人进来时,我是转头看见的,但哪想到会是华蔚林?

      只见他抹了把额上的汗,张望两眼,才问门边的人:“请问哪位是余新老师?”我在邮局上班时,老的少的,都对我直呼其名,自从来到报社,作者全叫我老师,听了七个多月了,听惯了。实话说,我对作者算是热情的,很可能是晚报编辑中最热情的一个,但内在的傲慢也已生根发芽,自认为应答得很快,在别人眼里,多半如同准备冬眠的蛇,以至于我还没张嘴,那人就又说话了。

      他说:“我是华蔚林。”

      这时,门边的人才别过头看他。

      而我,已经起身,并快步朝他走过去:“华老师好,我是余新。”

      按理,他该迎过来,可他站着,微笑着,只伸出右手,等我去握。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关于他的传言,又活过来。他的手很小,湿浸浸的。握过手,我领他朝我办公桌走。他走得非常慢。我这才想起,他不是跛脚吗?而慢走时,完全看不出来。原来他就是不想现出自己的残疾,才站住了等我去握手,现在也才走得这样慢。当我明白这一点,同时也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受到伤害的人。我故意走得比他还慢,边走边说话。他一脸的真诚,真诚得像刚从老山里出来,那张黑瘦的脸上,不断探出头来的汗珠,也是黑色的。

      他来找我,是为女儿。他女儿读小学四年级,写了篇作文,他认为写得很有意思,看能不能在晚报登一下,也是对孩子的鼓励。

      作文写了两页半,字迹稚嫩而纤秀,每个字收尾一笔,显得重些,像是在下着某种决心。我收下了,说:“华老师,我一直想找你约篇稿子,知道你忙,还没好跟你讲。你能不能把创作《春苇》的经过和读者分享一下?”

      “余老师,”他说,“《春苇》都过去好久了,你们说是你们的事,我自己再翻出来说,就不好,人家就认为我华某人没有新作,是江郎才尽。”说着眉心处跳了一下,仿佛“江郎才尽”是根棍棒,正打在那里。

      我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应付这类问答,更不知道我的约稿没约到点子上——他从不在意自己的创作,只在意创作和作品之外的人生——便笑一笑混过去,说:“华老师,你不要叫我余老师,你就叫我名字。”

      “先叫不改,这是规矩。虽然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了。他说:“那我比你长十六岁,小二十了。虽然这样,我第一声叫了你老师,就不能二声三声又不叫老师。”

      他是说到做到的,往后的日子,他都叫我余老师。

      关于我对他的称呼,他说:“我叫你老师,你又叫我老师,人家还以为我们在互相吹捧。如果你觉得比我年轻那么多,不好直接叫我名字,就叫华科长好了。”

      说罢就要告辞。起身后,他说:“我的文章不打紧,你把我女儿的看看。我是没动过一个字的,但你们编辑有权利修改,不对的地方,你帮个忙。麻烦你了余老师。”又是刚出深山老林的样子,甚至有乞求的意味。

      这些做了父亲的人!尤其是华蔚林,得孩子晚,别人到他这年纪,再过几年,差不多就能当爷爷了,他的女儿却还是个小学生。在这种父母心里,孩子是弦断之前的最后一个音,是绝响。

      离开时,华蔚林不再害怕我看出他的脚跛。现在我们算是熟人了,于是他不再回避。稍稍走快些,他就跛得非常厉害,双肩像气旋中的鸟。

      我把华蔚林送到楼梯口,他下到三楼,看不见了,我才回办公室去。

      同事活泛起来,说那就是华蔚林啊?不是说他长天白日抱着个相册吗?不是说他见了人就把相册翻给人看吗?今天咋没有?这也正是我感到意外的。因为就在上个星期,我还听人说,他碰到华蔚林了,华蔚林给他看相册了,还说我以某某某握过的手,来握你的手了……他腋下确实夹了个东西,是个黑色公文包,包是瘪的,里面很可能只装着他女儿的作文。

      那是一个被众口扭曲的人。

      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看来并非夸张。曾有人告诉我,华蔚林的前三次婚姻,都是离的,且都是女方要求高,其中一个是嫌他精子稀少,弄不出孩子,另两个可能也有同样的原因,还可能有别的原因,但嘴上说的都是:我没福份,做不了名丑的老婆。

      ……

      (节选自《红岩》2022年2期)

    【审核人:站长】

        标题:罗伟章:水中央(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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