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间,无数个片段出现在我的脑海,好像就是昨天,贝托鲁奇那对笑眯眯的眼睛还看着我。第一次见面是在洛杉矶的ChateauMarmont,那时他正在跟中国文化热恋,我们喝咖啡,他跟我提到他喜欢鲁迅,还跟我引用老子、庄子的语录。我觉得好惭愧,他提到的作品我并未读过。他是一个博学的人,一个诗人。回想起来,《末代皇帝》的制作像是一场八个月的婚礼,庞大热闹而混乱,而我做了八个月的新娘,每天等待着贝托鲁奇将盖头掀开,又一次爱上我。他爱我们三个——尊龙、邬君梅和我,这里面没有性的成分,或者超出性的成分,然而给我的感觉是浪漫的。拍溥仪、婉容和文绣在床上做爱的时候,他说:“我好想钻进来跟你们一起。”然而,他的语气神态毫无半点猥琐。我看得出来他真的好想,就跟一个小孩很想要一盏阿拉丁神灯一样。有几次,布置灯光、加轨道等等花了好长时间,我有点等得不耐烦了,他笑眯眯地跟我说:“我在向你示爱,这是一个很大的举动。”他望着你的眼光让你把你最好、最美的一切给他。他在喊停时的那一声“Bellissima!”总是给我莫大的幸福感,因为我知道他有高贵的审美观。
他微微皱着眉头,眼睛里却含着微笑,傍晚空旷的故宫,石板上咚咚的脚步声悠悠地回荡,夕阳躲到太和殿后,天渐渐暗下来……
——缅怀于2018年11月26日
深夜,空荡的罗马属于野猫,它们追捕猎物、发情叫喊、玩耍或者厮杀,眼睛像夜空的星星闪烁。我们——尊龙、坂本龙一、邬君梅、我和另外几个演员——在野猫的地盘上漫无目的地游逛。
记得我们是从贝托鲁奇的家里开完晚会出来。月亮又大又圆,我们被某条陌生的鹅卵石小巷所召唤,走了进去,直到黎明,我们才从迷宫里钻了出来,看到远处台伯河颤动的水映出一抹淡淡的天光,我们拖着太多欣快后疲惫的身体,跨过历史悠久的切斯提奥桥,回到酒店。罗马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在长达八个月的拍摄期间我们朝夕相处,拍完这里的戏,我们的大篷车就要散伙了。
《末代皇帝》上映后在全球反响强烈,好评如潮,并在次年得到奥斯卡金像奖九项提名。颁奖仪式前,穿好西装打好领结的贝托鲁奇到我的房间来看我,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这太可笑了。医生已经给我吃了BetaBlocker,这样我的心不会从喉咙里蹦出来。我说,今年的提名电影我都看过,它们都只能追在你后面吃你的灰尘。他笑了,说,十四年前我因为《巴黎最后的探戈》提名过最佳导演,那时没指望得奖,只觉得奥斯卡这种事是个陷阱,现在突然感到离它近了,就情不自禁地往里跳。我问起他在拍《巴黎最后的探戈》时,跟马龙·白兰度的合作,他便感叹起白兰度和空间的关系。他说,我们一般人都被空间所主宰,但白兰度不管到哪里都主宰着空间。我自己是需要相机才能主宰空间的,但白兰度不需要相机、不需要笔、不需要跑车或杂技团的飞人秋千,什么都不需要。即使他绝对静止——比如坐在椅子上——他也主宰周围的空间,这个太难得了。《巴黎最后的探戈》在美国上映时,被评定为X级,电影引起很大的争议,贝托鲁奇跟女性的关系也是探讨的话题。记得他跟我讲过诺曼·梅勒小说里的一个故事,一个作家和他的女朋友在街上散步,他在一个便笺簿上记录她所做和所说的一切,这让她很恼火,他就停下不写了。然而,当她走在他前面的时候,他又写起来,女朋友发现了就跟他大吵。最后她离开了他,他很沮丧,上街独自散步,为了安抚自己,他又开始在便笺簿上写。贝托鲁奇说,这就是我们爱电影的人爱女人的方式,注定在施虐与受虐之间挣扎……
去会场前我跟他说,过会儿你身边会很热闹,我也许就没有机会告诉你了,我能成为这部电影的一分子,觉得很幸运,谢谢你。他想了想说,我跟你坦白一个事吧,初次见你的时候,我担心你的仪态太美国化了,还讲着一口纯正的美国腔。我说,你知道吗?美国有个说法,“YoucantakethegirloutofChinatown,butnottheChinatownoutofthegirl(你可以把女孩搬出唐人街,却无法将唐人街搬出女孩)”,同样,你可以把女孩搬出中国,却无法把中国搬出女孩。贝托鲁奇笑着说,后来我发现的确如此,那时《大班》正好在罗马上映,那部电影也是在中国拍的,但拍得那么不好,你还被配了意大利语的音,我就想,我的皇后啊,你怎么成了这样。后来我在洛杉矶跟你见了许多次,在你沉默的时候,在你不经意的举手投足间,我确信了你就是我的皇后——我的女高音。我很幸运。
贝托鲁奇是帕尔马人,那里诞生过最伟大的歌剧音乐家威尔第,贝托鲁奇曾经在一篇采访里说过,《末代皇帝》对他就像一出古老的意大利歌剧,我和尊龙是他的男女高音。这部电影具有歌剧传统的时空提炼,歌剧传统的情感升华,它比起“现实”更像童话或者寓言。
在颁奖仪式上,《末代皇帝》的主旋律响起九次,每次听到我们的心情就跟音乐一样澎湃起来。通常得奖人上台总是有一连串的人名要感谢,但是在得到最佳导演奖后,贝托鲁奇的感言里只感谢了中国人民、他的皇帝尊龙和皇后陈冲。他的感言里还有一句话,也是奥斯卡奖台上绝无仅有的。他说,如果人们称纽约为大苹果的话,今晚好莱坞对我就是大乳头。所有人都很惊讶,我却特别欣赏其中的诗意和幽默。记者问他,你这句感言什么意思?他笑了,说,今晚我畅饮了好莱坞的奶,懂了吗?他就是这样一个连奥斯卡感言都不落俗套的人。
奥斯卡奖之后,我只见过贝托鲁奇一次。我在英国拍的《特警判官》在伦敦首映,我跟其他演员一起上台和观众见面。下来后,看到他向我走过来,还是那双会笑的眼睛。我已经多年没有跟他联系,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出现。他说他正好在伦敦,听说我在,所以过来了。从《末代皇帝》到我们在伦敦见面期间,贝托鲁奇导演了《遮蔽的天空》和《小活佛》,无论从票房、评论到荣誉都远不如《末代皇帝》,在同一段时间里,我演了《壮士血》《婚锁》《乌龟海滩》《双峰》《天与地》《诱僧》《金门桥》《红玫瑰与白玫瑰》《死亡阵地》《黑色追杀令》《狂野边缘》,其中有一些我连角色的名字都早已忘记,也有几部是值得我骄傲的作品,但它们都无法跟《末代皇帝》相提并论。贝托鲁奇望着我说,岁月很善待你,你还是美丽的。我说,我十分喜欢《遮蔽的天空》。然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轨迹在紫禁城里交错的时刻,是他的导演生涯和我的演艺生涯中光芒最盛的一刻,我们在余晖的笼罩下,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想起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台词,“我们永远拥有巴黎那段时光(We'llalwayshaveParis)。”——我们永远拥有紫禁城里的那些晨曦和暮色。
写到这里我突然感到一股冲动,起身去翻找出《末代皇帝》的碟片,拉起窗帘重温一遍。
火车头轰隆轰隆进站,战犯在一股白烟里涌下车来,这里几乎没有色彩,只有光影;溥仪在洗手间镜前割腕自杀,鲜红的血流淌到水池里,影片第一次出现了色彩;红色大门打开,穿着盔甲的朝廷卫士威武地骑在马背上,身后跟着举灯的、抬轿的人马;正襟等待的女人听到门外的动静,回头,一个熟睡的孩子被叫醒,他哭喊妈妈,扑进女人的怀抱;横移镜头跟着手抱孩子的母亲穿过长廊,前景骑在马背上的朝廷士兵划过,她转身朝镜头走来,再次转身,她逐渐被前景士兵的身影遮挡住,士兵突然跪下,母亲已经走到轿子前停下……
我头一次去现场那天,摄制组正在拍这场母子离别。街上阳光灿烂,棚内却在拍着夜景。一踏进摄影棚我先听到不同语言的说话声,然后眼睛才适应过来。副导演在调动群众演员的位置,摄影助理和场工在铺轨道、装摇臂,灯光组在架灯,导演贝托鲁奇坐在摄影机后排练机器运动的节奏,摄影师斯托拉罗在对讲机里轻声指挥着灯光的微调,服装造型师艾奇逊在调整“溥仪母亲”的领口。一片既熟悉又全新的混乱,令我心旷神怡。
演“母亲”的演员是北京饭店的一位满族服务员,我们摄制组在那里下榻,导演看到她服务员制服下的高贵气质,就选中了她,演完《末代皇帝》她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电影里扮演庄士敦的司机的男青年,原来是一个专业驾驶员,但是因为发生了人命事故永远不能再开车了,他气质里那种悲剧的凝重,使他无比英俊的脸庞更令人难忘。那个年代我们还能在日常生活里见到非常好看的人——护士、大夫、工人、老师、卖菜卖肉卖米的人,他们的出现好像那些自然界小小的奇迹,让我们平淡无奇的日子漾起层层涟漪。记得我八九岁的时候,在奶奶家看到一位二十出头的表孃孃,我简直无法把眼睛从她脸上移开,那是我第一次被美丽的容貌震撼。表孃孃去江西插队,在回沪探亲的路上因火车翻车成了残疾,留在了里弄加工厂工作。我多次听到父母感叹,多可惜啊,浪费了。也许正因为“浪费了”,她昙花一现的惊艳在我的心灵里出没作祟,隐隐作痛。现在的美人们从普通生活和工作中消失了,她们的“美”被严格管理、包装和完善后,在我们所期待的虚拟时空里展出——银幕、屏幕、杂志、广告牌,一点一滴都是资本,不会被“浪费”。
贝托鲁奇走到美丽的服务员跟前,边领着她走位边说,你走到这里停下,看到轿子拐弯时扭头。三种不同的语言喊出预备——开始!摄影机跟着空了手的母亲往回走,远处拐角口的马蹄声使她停步,轿子载着她的儿子往纵深消失,她不忍地别过头来,镜头停留在她身上,背景中轿子和骑士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情境、光线、色彩、构图和镜头语言都在为她抒情,演员只需别过头,我们便会为她脑补出最充沛的内心感受。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发现贝托鲁奇属于那少数会用动词启发演员的导演。虽然表演最忌讳的是符号式的表达——那是外在的东西,而有生命力的表演必须发自内心——但是通往那个秘密源泉的途径不止一条,有时一个准确的动作便能提示和激发出意外的感情。一场戏里某个特定动作就像一篇音乐里某个特定音符所引起的震荡,它本身没有感情或内心活动可言,但它是构成作品生命的一个原子。
记得在长春伪皇宫里拍婉容吃花的时候,贝托鲁奇没有跟我讲规定情境或人物内心活动——那些属于案头,他只在我耳边说,你把花塞到嘴里去,用力嚼。他用了“塞”和“嚼”,不是“放”进嘴里或者“吃”,这些动作激发某种疯狂与绝望、宣泄与克制。这是一个庆贺的场面,我一个人坐在角落,整个大厅里的人群跟着欢乐的圆舞曲在转圈,像漩涡企图把我吞噬。当我把花塞到嘴里咀嚼时,泪水涌出眼眶。我游离到自己的体外看着这个孤独的女人,把大朵大朵的兰花塞进嘴里,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我看到赤身裸体的自己冲出房门,在酒店走道上狂奔,N跟在我的身后,追到电梯口把我搂住,拽回房间,我们抱头痛哭。好像总是在深夜,不知往哪里迈一小步,我们就会踩到地雷,炸得遍体鳞伤。我无法从那种牢狱般的压抑、无望和悲愤中得到释放,也许婉容吃花与我在走道裸奔是同一种绝望,同一种必然。
“Bellissima!”拍完那条后贝托鲁奇望着我说。他的眼睛里有很多爱,一股幸福的电流击中我的身心,原来一切就是为了这个淋漓尽致的时刻而做的准备。其实我这辈子对电影的瘾,就是为了偶尔在某个完全无法预料的时刻,能到达这样欣喜若狂的巅峰。
拍摄《末代皇帝》期间,我跟N的婚姻正濒临崩溃,虽然我没有跟任何人流露,甚至连自己都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但是贝托鲁奇感觉到我潜意识里的这份伤心和脆弱,他只需为我的潜意识挖开一条渠道,让它自然流淌出来。当然,这些都是隔着几十年光阴回望才看到的,在现场的时候一切都浑然天成,这便是他的才华。
一天夜里,好像是不知谁送给我的一捧鲜花激怒了N,他把手上的一杯白酒往我脸上狠狠一甩,酒杯砸到我的右上额,跟我的皮肉一起破碎,鲜血流到脸上、衣服上、地毯上。他惊呆了,完全没料到自己会伤到我。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羞辱的疼痛远远超过伤口的疼痛。我小姨夫是协和医院的大夫,我不知道他住在哪个宿舍,但是我知道他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到洗手间用水冲掉玻璃渣,血不停地流出来,我用一条干净的洗脸毛巾捂住伤口,再到衣柜里拿出一件衣服穿上。
路灯很昏暗,行人也很稀少,我走一段路换一只手按住头上的毛巾,故意挡住半边脸。到了协和医院门房,我跟门卫说了小姨夫的姓名和科室,他说不知道这位大夫在哪个宿舍,然后告诉了我宿舍区在什么方位。院内路灯很暗,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我走进一栋看上去像宿舍的楼房,在漆黑的楼道里随便找了一扇门敲打。开门的人很惊讶,疑惑地看着我,她不认识我的小姨夫。她关上门后,我又敲了另外几扇门,终于找到一个知道我小姨夫的人,他又帮我问了一个邻居,告诉了我他住在几栋几层。
小姨夫检查了我的伤口后说,这伤口不是齐的,缝得不好会留很粗的疤,幸亏你没有去急诊,我给你找一位眼外科的大夫,用最细的针线给你缝。我跟小姨夫一共没有见过几面,现在想起那晚,我仍然为他的善良和细心感动。他带着我走去另一栋楼里的眼外科医生家里,那位医生已经睡了,但是她马上起身带我去了手术室。缝合完伤口后我问她,伤口上可以化妆吗?她说绝对不行,一周以后拆线,那时候再看看情况。
朋友晓虹正有公务在北京饭店常驻,她说那晚我去了她的房间睡,我自己不记得了。她说我非常冷静地告诉她,在早上服务员进屋收拾之前,我必须回房间把床单和毛巾上的血洗掉,把洗澡房地上和水池的血擦干净,还有地毯上的也需要盖住,不能让服务员看见血。
我不得不打电话给制片托马斯,我说我在澡房摔倒受了伤,也许一周不能工作。他说,我必须马上来看你。托马斯很严肃地看着我,他问,发生了什么?我说,没什么,洗澡滑倒了。他想了想说,你能保证不再滑倒吗?他的态度让我惊讶。我说,对不起,不会再摔倒了。他看着我的眼睛问,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吗?我说没有。回头看,托马斯从未相信过洗澡滑倒的说法,他那天的态度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担心我们会再次失控。过了两天,他来看我,我说N今天回美国去了。他说,好,那我放心了。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