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只剩下黑白记忆，但高校那哲思与诗情迸发，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已经被深深雕刻进时光，全社会崇尚知识，人们发奋学习，开放包容，思想自由，百舸争流。
心理学家把人的知识和技能分成三个区：舒适区、学习区、恐慌区。
热爱生活的人，都会主动走向恐慌区，面对未知和挑战，逼迫自己走向更高层次。
我只是在高等教育的炼炉里稍稍淬了淬火，就奔赴了工作岗位。现在回想起来，师专两年有幸有憾。有幸是看到了许多五十年代出生的学长对待人生和学习的态度，当时我就读的师专是安师大教学点，那些成人气质的学哥学姐们，是恢复高考后回到课堂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以及干部。他们走进高校读书的时候，有人已经拖家带口了。他们那种要把被耽误的青春时光补回来的学习劲头，至今还历历在目。走出舒适区的过程，一定充满了疼痛，但最终他们会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
我们这类应届生，高考小胜后在学校里有点找不着北，往往不可避免地大手大脚挥霍青春时光。就在我学乐器学写诗，结社竞选瞎忙一气，把工夫都用在“诗外”的时候，两年时间一晃而过，学生阶段从此划了个句号。青葱岁月，尚未做好思想准备，就不得不奔赴工作岗位，成为应用型人才。而那些苦读的学长们，却有相当多的人读研去了，后来不乏成绩斐然卓有建树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新华社掌门人。记得当时还有过几次食堂风波，亲眼看见他督导大家排队，把插队和起哄的低年级学生揪出来。
我被分配到军工企业教书，这些军工企业的别称是三线厂，父母就是因为小三线建设来到八百里大别山的，镇子叫做晓天。
“兰花古镇”晓天镇位于舒城县西南山区，地处潜山、岳西、霍山、舒城、金安五县区结合部，105国道、318省道穿境而过，山清水秀，地理位置优越。晓天镇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期就形成了集商贸和居住为一体的沿河古镇，晓天老街至今古韵犹存，青砖灰瓦、雕梁画栋、古色古香，是皖西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徽派古建筑群，已入选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
在古镇不同方位的，有三家军工厂和一家主要为军工厂服务的医院。这里同样思潮跌宕理想高张，不过同时也得脚踏实地。我所在的国营九七三厂又名皖江机械厂，因为是在晓天镇建设的第一个军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一厂。
一厂有我许多同学，我两年师专的那点存书很快被借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说普通话，和老乡一起时，他们都说父母的原乡话，那是四川话、上海话或东北话。他们没能通过高考独木桥，纷纷上了技校，在厂里上班了，说佩服我。工厂的孩子会做饭，他们用不同的菜系招待了我。我却只感到惭愧。
此后，我们在上班时相向而行，他们走进山坳里的不同车间，我走向子弟学校，在军号声响起之前，我们到达工作岗位。
子弟学校的孩子并不好教，学校从小学到职高技校，跨度很大。教师缺编，我们带的课程也就只能庞杂一点了。在工厂开始职工教育的时候，也给工人讲课。在给自学电大的职工讲语法的时候，有人竟然怎么也理解不了主谓宾，可我觉得自己疲乏得快要在课堂上睡着了。
一年多后，厂团委改选。会议期间我担任执行主席的时候，代表们要求我讲话。不记得那天我说了些什么，可能代表们感觉新鲜，也可能仅仅因为没有照本宣科;到选举唱票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我的选票，开始以为是失误，不料越来越多。会议气氛紧张起来了;经过请示，又开始第二轮选举，可是我的选票仍然居高不下。就这样，我意外当选厂团委副书记。厂党委说，因为学校教师缺编严重，我只能兼职做团的工作。
学生时代我也一直做班干，在师专的第二年，还被推选为班长。学校支部开始考虑在青年教师中的积极分子，我理所当然成为发展对象，组织委员和我一提，我立即递交了入党申请。1985年，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入党的事有一点小小的风波，有时候神经大条也是好事，漩涡之中的我当时却浑然不觉。加入党组织后听说了。大概是几个长一辈的女教师主动充当了我的屏障。
我还觉得诧异。按当时的成份论，自己算是根正苗红的吧，申请表上所有家庭成员和亲戚都是贫农或工人，政治面貌都是中共党员。写入党申请应该是必然吧。
数年后，我参加三线系统技校招生统一阅卷，工作完成后，阅卷教师集中去了黄山。在黄山，每天体能消耗很大，同行的教师团厌倦了团餐，打算“抬石头”吃点好的。有位相当于学长的高级职称女教师主动将“抬石头”改为“吃大户”。她这个高级教师因为工资高，就是“大户”，她给大家买单了。
那时候攀登黄山完全靠体力，我们冒着迷茫细雨登山，没有人考虑缆车，可真累啊。
高级教师恰巧有同学是我同事，便向我打听她同学的情况，此后，她转述了我的青年同事们对我的”看法”。
简陋的旅馆里，我们俩坐在自己的床铺上，隔着条桌相互凝视。她问我为什么要入党?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问题，不需要回答。可高级教师的眼神充满了期待，她觉得这可以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比如我父母家人都是中共党员;比如《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我没有这样回答，我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作为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我们都或多或少受西方那些七七八八理论思潮的影响，在他们眼里，入党可能是过气的老土的，甚至是动机不纯，有所企图的。
其时，单位年轻同事已然不少了，比我来得早的来得迟的都有，大家多少都有点自命不凡，所谓某些人的有看法也主要集中在入党方面。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入党?
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看作社会思潮的高光时刻，被评价为自晚清以来，第二次大规模地通过翻译来追赶西方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运动，而这种追赶西方、加入“球籍”的心态，是基于对前一段历史时期的否定上。用最时髦的西方思想、科技和管理，以及生活方式，人们有许多不满，想摆脱，背后是一种政治无意识的曲折表达。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社会才慢慢进入了一个“常态”。剧烈的社会变动离我们越来越远。而这个过程中，人们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秩序和价值体系。
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而当年年轻的知识分子群落里，同样都是有智慧的人，但我们许多人对西方思潮沉浸其中，我们身边缺少有信仰的人，缺少敢于坚持信仰，大声说出信仰，用递交申请表达信仰的人。
看着比我年长十岁有更丰富人生经历的室友和蔼的眼神，我说：“你相信我是正直的人吧，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加入组织?难道只能等待各种各样可能不合格的人加入，然后再去批评?”
高级教师被点醒了，她点头认可了我的回答。
当时的著名诗人杨炼有一组诗叫“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人们期待着遵循一种更高或更普遍的价值和理想，去自由地塑造自己，走上新的道路。难道我不能走上自己的路?或者，他们是不认可我的选择?我无怨无悔，觉得人生就要不设限，不断拓宽边界，大胆尝试，努力创造。
短短两年师专，匆匆十年军工，给我的教育格外珍贵。从母校的教诲出发，到如今近四十年社会生活，给的我最大启示是：当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那些能幸免的人，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