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三舅离开我们15周年。在我的头脑中，他始终是一介书生的模样：瘦削的身材，炯炯有神的目光，留着分头发型，上身穿着一件蓝色、洗得发白的旧卡其布中山装，左上面的口袋舌上插着一支钢笔。我印象中的他个头很高，其实只是中等身材，这可能与我是小孩有关，看大人有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亦或是三舅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高大的形象的缘故。
1941年，三舅出生于一户殷实家庭。但好景不长，日本人的飞机扔炸弹，将家里办的米厂厂房连同德国造的机器全部炸毀了，一家人由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小小的年纪就经受了无情战争带来的磨难。家道中落，接着，我的外祖母、外祖父相继离世，那时三舅才9岁。三舅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坎坷。但他不惧艰难和困苦，在忍饥挨饿中挺着胸膛求学、帮着兄嫂种地，与命运抗争，熬过了一个个冬夏。
上世纪50年代，三舅从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建湖县中学。热情豪爽，正直善良，博爱仁慈，重情重义，是三舅的为人处世风格。在家里，他是一位吃苦耐劳的成员;在学校，他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遇到不平事，他爱打抱不平。他是住校生，常常因接济更加困难的同学，自己饿肚子。我母亲不明就里抱怨他乱花钱，三舅总是不加辩白，一句不吭地听由发落。
1959年，三舅初中毕业，在面临人生道路抉择时，政府开展第2批支援新疆动员工作。三舅毅然决然地报了名，我母亲是兄弟姊妹中的老大，对三舅年纪轻轻，就离乡背井，远赴万里之遥有些担心。他反过来做我母亲思想工作，让大姐放心，他志存高远，铁了心要响应政府号召，去追寻自己的目标、理想。
如烟的岁月已经过去1964年，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母亲与我送別三舅时的情景。那一天，获批支边的人是坐着大船离开家乡的。一支长长的拖队，足有10多条驳船。拖队停泊在西塘河洋桥河东(今登达宾馆对河)，三舅站在船舱里，我母亲站在岸边不停地、恋恋不舍地与三舅话别，嘱咐他一到新疆，就写信回来报平安。姐弟俩的泪水止不住往下流，肝肠寸断，伤佛生死离别。我人虽小，尚不懂事，但此情此景也让我很难过，吓得手足无措。三舅还不忘交待我几句，要我在家听父母的话，在校听老师的话，等我长大后他就会回来看我们。
开船了。我跟着母亲，一路小跑，追着船队，三舅向我们频频挥手，示意我们回家。我和母亲一直追到南湾子(原县缫丝厂对河)，前面没有路了，船队也消失在地平线上，母亲方才和我回家。回到家后，母亲深深叹了一口气，伤心地说：“今天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不由悲从心头起，关起门哭了半天。近一个月后，我们收到三舅的信，告知经过15天的颠波，安全到达目的地。
见义勇为，无私奉献，是三舅的又一美德。1964年，三舅所在县的新年书店失火，在危急关头，为了抢救和保护国家财产，他奋不顾身冲进火海。大火扑灭了，他却摔伤了腰。有一次，他为救人参加献血行动，因自己营养不良又献血过量，导致脸肿得像个盆子。他还是一位勤于学习、善于交友的人。他通过勤奋自学，能够在语言上与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农牧民进行日常交流。群众有什么困难，都喜欢找他帮忙，他与当地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三舅兴趣爱好广泛，什么木工、泥瓦工活他都懂，平时闲下来还喜欢练练书法。每年过春节，周围邻居和朋友都找他写春联，有的不识字群众请他写家书，他来者不拒，乐此不疲。
1971年，我在建湖齿轮厂工作，厂里培养我为纳新(入党)对象。单位考虑到我的三舅父母远在新疆，便改用函调方式。一天，我收到一封远方来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三舅写给我的。在信中对我说：单位的同志告诉他，你的外甥要入党了，他很高兴，鼓励我不要骄傲自满，努力工作，向老师傅们学习，积极争取上进，不辜负领导的希望。这是我一生中收到三舅的唯一信件，他写了整整5页纸，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晚辈的关怀和期许。这封信，我一直珍藏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后来因工作调动丢失了，我十分后悔。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5月11日，我收到大表弟的电报，告知我们，三舅突发疾病，在他本该享福的时候去世了。由于时间紧迫，交通受限，我们没能奔丧，送他最后一程，这成了我终身的遗憾。我的三舅母和表弟、表妹们，将他的骨灰葬在大山里，与山川融为一体，与边陲日月同光。三舅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坚守初心，筑梦边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2017年7月，我二弟去新疆探亲、旅游，我特地拜托他去三舅的墓地看一看，捎上我的话，祝三舅在天堂无病痛，无烦恼，一切安好。
至亲至爱的三舅已经远离了我们，他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时常显现，一生也抹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