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说“自古以来，人类摆脱生命束缚的方法有四种：无知、享乐、毁灭或者懦弱。”当无法在知识中找到关于生命意义的答案时，我对生活的探索便发生了。
自然而然地，我观察周围与自己差不多的人，思索他们怎样生活，是如何处理那些将我带入无法自拔困境的问题。那些问题随着年龄与阅历有所缓解、变化，便是我经历这世界的痕迹。我认为每个人的这种经历、思索，与改变，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定值得被保留。于是，码字记录。
最初，什么都写：自己的成长变化、与学生的故事、与各种人的交往、初为人母的心得、旅途中的流水账……总之随心随情，意动则笔动。那时年轻真好呀，每周三十多节课，回家还照顾老少、料理家务，有时还得应酬各种人情世故，依旧有使不完的精力与灵感。没智能手机的年代，一切心思都付之笔端。与人倾诉又如何?问题的最终，还得自己处理，倒不如读书码字简单，兴许还能把罗列出的困难找出办法。
慢慢地，因为搬家，丢失了曾经发表过文的刊物与旧稿，我需要地儿永久保存自己写下的那些痕迹，于是开了博客，之后为了存图片又通了qq空间。因为文字，网络那个神奇东西把原本毫不相干的人，距离拉得带上神秘。博客时代，我曾有过不少固定粉丝，他们热切地关注与期待，让为生活奔波劳碌的我，把码字坚持成了习惯。
2010至2015年，我隐匿在各个级别的大小博客里。饶博有个云在青天曾说:“三流作家写自己，二流作家写他人，一流作家写思想。三流作品写故事，二流作品写人物，一流作品写世界。”那时的我，只写自己的世界，却因为博客，打开了其它世界的大门。我开始尝试写他人，编故事，也虚构微小说人物、虚拟世界。江博、饶博先后销声匿迹，我又学会了编辑微信公众号，而后是其它自媒体。
没几年，因为码字，好像周围的圈子慢慢都与读书码字有关。有人曾说我的文有汪曾祺味道时，我还没读过汪曾祺，赶紧找来看。汪曾祺的文章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也可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可这几类文，大多数人或许根本就没听过，更别说读了。我自己，也同样浅薄。
再后来，被推着，进了作协。开始有人把作家这种称呼安在我身上，我诚惶诚恐。从来还没做过什么，怎么就多出个身份?作家?作家在社会分工里是干什么的呢?汪曾祺认为“作家就是不断地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别是感情的那么一种人。”倘是如此，那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我如何配得起这身份?我只敢称自己是码字的，像有人抽烟喝酒麻将一样的成瘾者。
只是码字这瘾，渐渐与我的生活、工作发生化学反应。作为教师，身为“读书人”再去做“教书人”，始于读，发于思，成于行，对学生的吸引力会莫名其妙比旁人多一点。分享读过的书，走过的痕迹，特别是一起看那些我亲手写下与届届孩子间的小故事，让文字偶尔成为枯燥中学数学课堂的调味剂，能非常增进孩子们对我的信任度。码字，促使我更去用心良苦对待生活与工作，好像光为了创作素材，就得更付出心力与技巧来。
前几天与同事聚餐，她四岁的儿子闹要“豆豆”，原来是桌上一碟花生米。我猜想孩子心中的花生，肯定是图片上那种带壳的果实，所以才把花生米误认为成豆豆。看，年龄不一样，时代不一样，认知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对事物最初的印象，没有什么比用文字和语言描述能是更生动的佐证。
一叶倾城
二十岁时我计划三十岁在小城安好家;三十岁时我设想四十岁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半生走来，许多都在按部就班，许多又好像出乎意料。譬如2022年初迎来《一叶倾城》，是2021年初，被四川的湛蓝催促整理出来的。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想过那么快出版自己的集子。书抵达饶城当晚，第一批邮寄往全国各地的人里有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若非中学时代他始终如一在我每篇作文后面那些红通通的长长批语，我不会有最初码字的喜好。良师益友，在我半生里从没缺席过，不于此言谢。
听说严歌苓四岁就开始想拥有名利，所以她19岁从芳华正茂的舞蹈演员改为作家，她的气质决定了她必须成为作家。我呢?一辈子只能是数学老师，却一生会在阅读码字的路上。是想利用文字谋点什么名利吗?非也。我只敢得到那些亲自付出过汗水精力才能抓得住的寻常。出集子或许也只为向孩子论证肯用一生去认真做一件事能有怎样的力量。我追求的从来不是深刻，仅是自身和谐。
码字的，通常是三种人。一种以字谋生，写文是其工作，他们多半被称专业作家或职业写手;一种以字谋名，工作之余，他们借文寄情，顺带化得名利，如虎添翼;一定有与我一样的第三类，自娱自乐，留存痕迹。可所有码字人一定有共性，除爱之外，他们敬畏文字。
近三五年，多在写教育类公文，却不敢忘晨昏必读三五好文。出生于冬日之人，蛰伏是天性，积蓄足够力量，风轻云淡，等待花开。经年后，当我不在人间，我的文字带着我的情感与思想，或许还有我对未来的预想，可以在新的世界里证明，我们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