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中的普通一员。他的一生就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普通劳苦大众的一生。他生于1910年，和我国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基本同龄。但遗憾的是人生轨迹和个人命运及对社会的贡献是天壤之别，如麻雀比鲲鹏。
就以他为例，解放前教过私塾，比起那些目不识丁的大老粗还算是有点文化的。保长和保长的儿女都被爷爷教过，又给保长当过师爷(相当于秘书)，解放后又当过农会主席。1957年参加过修名山县百丈湖工程的劳动，1958年为支援工业建设又调集到大邑县去挖煤，以后又调到灌县紫坪坝修水电站。我爷爷是千千万万劳动大军中的一员。他见证过大跃进、低标准、文革的政治海啸在家乡泛起的惊涛巨浪。辛苦一生的爷爷到1983年去世，就在去世前的六七年里，晚年遭遇不幸，脑出血抢救过来留下后遗症，长期躺床上或坐藤椅上，偶尔也能站起来走几步。由于子女们事多，不可能做到专业护理，经常屎尿拉在裤子里、床上、地下。平时吃饭都要由人来喂。最后也是油尽灯枯极其痛苦地死去。在我幼时的记忆里，他就是一个头戴一顶旧雷锋帽，身穿灰黑旧长衫衣服面容瘦削的老人。
解放前，为了养家，除教私塾，经常天不亮就要挑着一百多斤的木柴到几十里外的集市上去卖，那个时候的场镇或农村没有今天的天然气电磁炉，连电灯都不常见。煮饭全靠一口柴火灶，街上开食堂做生意的人家就全靠买木柴来解决燃料问题。卖了柴以后，他都舍不得在街上吃顿饭，又买一百多斤的菜挑回来，回家时已是八九点钟，然后吃了早饭又去地里干活。
据老一辈人讲，爷爷卖菜最远走到过丹陵的青石桥，单边就有五六十里左右，来回就是一百多里。凌晨三四点就从家里挑着一百多斤菜从家里出发，走田坎路，走荒山野岭的小路到青石桥时已经是中午了，卖了菜又徒步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披星戴月，来回两头不见亮。尽管这么辛苦，耗时费力，这一买一卖中间赚的差价仅仅能买一升米或半升米。来回一百多里崎岖不平的土路，有时担着挑子买谷子碾米卖。今天二三十岁的小鲜肉们让他们骑自行车在平坦的水泥路上跑一圈恐怕也吃不了这个苦啊!
光是肩挑重担走长路就完了吗!解放前土匪到处都是，据老人们讲，光从家里走路到西来街上十余里都还会在路上遇到劫匪搜身。我爷爷也遇到过不少土匪搜身的事，据说一次他把钱放鞋底里才幸免血汗钱被搜刮。
土匪很多时候是没有任何道义人性可言的。而匪和平民往往又没有明确界线。很多人一边为匪同时又一边耕种土地。据二伯讲有一年土匪把爷爷的养家命根子给抢了。那时的人为了防牛被盗就给牛上了脚镣，尽管这样那些土匪都要强行把铁镣给锤烂把牛抢走。没有了牛，自家的十几亩地如何耕种，要不在农忙时求人借牛，要不就以人当牛拉犁。以后我爷爷给地主李家仙家里看牛，那是一头母水牛，以后母牛产一小牛，作为对我爷爷的回报那头小牛养大就归了我爷爷。
在谷物收获的季节，他还不能在家里睡觉，还要去守田。因为那个时候大多都吃不饱肚子，粮食一到成熟时，周围的百姓会像耗子出夜工似的去别家田里偷粮食。不是用镰刀割，用老百姓话说就是用手“揉雀雀窝”远看是稻田近看全是无谷的稻草。我爷爷这个人心地善良，有一年山上的麦子经常被人偷，但又老是逮不着人，于是他就趁傍晚悄悄溜到麦田卧在麦田沟里，连续三天晚上不合眼的守候，才将偷麦贼抓住。那人扑通一声跪在爷爷跟前，哭苦哭悲，说是饥寒起盗心。我爷爷也动了恻隐之心，并未处罚他，而是将他偷的那点粮食交给他，并嘱咐不要再来便是。以后那人再也没有偷过我爷爷的粮食。
所以说那个时代的人除了艰苦的劳动还要面对沉重的租税和匪劫，还要养家糊口，担子之重谁能想到!时代的一切苦水和无奈都被他默默地吞到肚子里。
历史在我爷爷的手上还留下一道永久的伤残，那是在刚要解放的时候，国军兵败如山倒，川军刘文辉部队向各个保长下达了征兵命令，也就是抓壮丁。按理说，我爷爷是不能当兵的，我老祖名下只有一子一女，而且我的曾祖父晚年就双目失明。当时我爷爷知道乱世年代当兵的下场多半都抛尸沙场葬身荒野。而且他又结了婚有了几个孩子，又是家中的顶梁柱。主动用几担谷子去买通保长，这个保长以及保长的儿女都是我爷爷的学生。平时和爷爷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叶保长家在山上，爷爷家在山下直线不到一百米，只要叶保长来了无论如何都要吃了饭才走，就好到这种程度。收了好处几天以后保长心里惶恐不安，又为难了，可能他们那些国民政府的基层干部也有压力，征兵任务必须完成。
过几天找到爷爷说：“李九良，你的事还没有过啊!”他给我爷爷出主意，用刀在案板上剁去自己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半截。这样失去了扣动扳机的能力就可以不用当兵了。万般无奈下，爷爷只好横下一条壮士断腕的决心，自己拿着一把菜刀，但把刀拿到手后瑟瑟发抖，又怎么也下不了手，又怕宰得不彻底宰不断更痛苦。于是就要奶奶动手宰，奶奶是妇道人家哪干过这事啊，哭诉道：“你喊我宰，我咋下得了手啊!”爷爷也生气了，哭喊道：“你到底宰还是不宰啊!”犹豫和痛苦了好久，爷爷将右手食指中指颤抖着放在桌子上，奶奶鼓起了这一辈子最难鼓起的勇气，奶奶一只手握住刀把，爷爷指头在刀下，爷爷头偏向一边，奶奶拿起沙盔捧如万箭穿心似的砸下去……顿时血流如注。爷爷当时的剧痛可想而知，捏住伤指上部，当时又无医院又无药，奶奶只是用草木灰和粗布包扎一下就完事了。为了活命为了家，十指连心的剧痛他忍了。对外则说是用铡刀铡草时不小心铡的。这样保长也好向征兵处搪塞，说某人已经伤残不能再扣动扳机打枪了，这样我爷爷才算躲过了抓壮丁的魔爪。
我爷爷有儿女亲家五个，我母亲家里是最远的一个。在我小时候母亲讲过一件事，这大概是1970年以后的事了。有一次爷爷砍了一大捆竹子(估计也有一百多斤)扛着拿到名山的茅河镇去卖。回来时就路过大兴转角楼村我外祖父家门口，由于那时挣钱太艰难，手里没有东西，不好进亲家门，就在门外的田坎路上向院子望，站了一下就走了。这也是他老人家唯一的一次走访亲家的机会，都被他错过了。
我家到茅河镇地图上一查最近也是42里。在那时走小路35里总有吧，来回就是七八十里啊!而且还是扛着一百多斤的竹捆去的。今天的年轻人还有谁能做到!就是空手走路现在的人都没几个能做得到，何况是肩扛一百多斤重物!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爷爷为我的父辈共修了三套房子，都在一个山碥上。一个大孃嫁在了本地自然不用修房子，剩下的就是我幺爸单独一套房，大伯和三伯一套小四合院，我父亲和二伯又是一套连二房小四合院。这三套房都是泥砖小瓦房，在当时已经是不落后的房子了，看毛爷爷湖南老家的房子也是这个风格样式的。长大了才知道每一片瓦每一块砖都是爷爷的滴滴血汗。
五O后的大老表跟我说，爷爷性格内向，少与人摆谈，很少走家串户，到夏秋季节，赤裸上身，一条单裤挽到大腿。这样的形象和气质他自己都不太相信爷爷(他外爷)早年教过私塾，以后又当过村干部。他是个默默无闻只知埋头苦干的人。到过什么远地方也不愿意将所见拿出去大谈特谈。常年在自家自留地里种旱烟。然后又把烟叶夹在草绳上晾晒干，整个屋檐下阶沿上都是一层又一层草绳晾晒的叶子烟，一进入院坝浓浓的烟草气味扑鼻而来。爷爷不是一个自私小气的人，大老表每过年来给这个外爷拜年，爷爷总是给他一张女子开拖拉机的一元红票子或一个工人在车床劳动的两元蓝色票子。当时一般人家只给外孙5毛或两毛钱。在六十六岁大老表的记忆中面容瘦削的爷爷起早摸黑与那条老水牛形影不离。不是见他扛着犁头就是扛着耙子走在老水牛的后面，赶着牛出去或回来。冬水田地经常看见爷爷犁田或耙地的身影。那时他50多岁了，一天到晚都在为家里挣工分。他是一个有悲悯之心的人，在农忙季节还要给牛喂稀饭，米饭在那个时代人都不够吃。
爷爷就是那头永远不知疲倦又永远不敢偷懒的老水牛。几十年来生活的沉重枷锁和命运的每一次毒打，这头不敢偷懒的“老水牛”都默默地承受了。
我爷爷年轻时体力非常好，据父亲回忆，有一年起大风，山上的大松树吹倒了很多，吹倒的松树就被锯成了很多段，我爷爷很轻松地像扛一筒晒垫似的将木材扛回家。父亲和三伯也去帮忙抬，由于木柴太粗太沉(可能有三百斤)他弟兄俩抬到半路上怎么也抬不动了，爷爷见状，说：“放地上，我自己来。”只见他很轻松地就把那筒木料扛走了。父亲讲爷爷66岁时肩扛两百斤木材都还很轻松，几个房子的地基都是他一个人挖的，修房的成千上万个泥砖是自己和家人一个一个制出来的，每一块木板都是自己锯出来的。68岁时突然出现脑梗，经抢救虽捡回一条命，但从此成了废人。他曾经想过自杀，但拿在手里的刀再一次瑟瑟发抖，曾叫一个侄女李文秀大孃上街给他买根棉绳回来，他想过上吊自杀，但李大孃没有给他买。
他是1983年去世的，死时73岁，距今已有40个春秋。坟上藤蔓年年茂密，后代又年年清理。前几年父辈几弟兄又给他立了一个碑，碑后是一堆黄土，黄土下面是一个人。不，是一代人艰苦磨难的百年故事。也许他的经历比我只言片语的叙述更痛苦更富故事性，他几十年的苦难人生没有为后代留下一个字的叙述，只为儿孙们留下了一间间遮风避雨的泥砖瓦房。
我敬爱的爷爷，请在地下安息吧!因为您的一生太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