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边的柳树下
汤碧峰
县城老火车站下来不远处是个湖，叫郦家祠堂湖，湖的北面就是郦家祠堂。当年我家就住在湖的东岸，家门前和湖岸之间是一条土路，路边种着两排白杨树，白杨的叶子特别阔大，夏天像一把把大伞，遮挡了来自天上的骄阳。
家很小，才十来个平方，它只是台门房子里的一间，屋内除了床和桌子，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具，烧饭就在门口屋檐下，孩子们没活动空间，于是门口的空地成了孩子们的乐园，白杨树下是天然的游戏场所。
靠湖边的白杨中间，有一棵柳树，单独地屹立在岸边，它长得特别的高大，几十平方米的空间全让它占了，柳树下也是孩子们聚会聊天做游戏的地方。因为它的周围很宽畅，不像白杨挨得那么紧。
十六岁那年，我去了丝厂，上班是三班倒，只有深夜班翻白班，才有时间回家，相当于现在的双休日，所以湖边的那个乐园就渐渐地远去了。往日在一起聊天的同学，有几个被推荐去上了高中，没推荐上的都被分配工作，和上高中的同学已没什么共同语言，而参加工作的同学又很难聚在一起。
凌是我的邻居，她和我一同分配进草塔镇上的丝厂，她家就在我们院子边上那条小巷的底上，说是邻居，但参加工作前并不认识。虽见过，可男孩子有自己的玩伴，女孩子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男女之间有一定的边界。
和凌的认识是在厂里，而且还是在师傅们的寝室里。在我上班的乙班，有几个师傅对我很好，生活上给予关照，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刚离开家，没有生活经验，比如洗被单、订被子，都要师傅们照顾和帮助。洗衣服的水泥台子在室外，冬天洗衣服的自来水好冷，把手都冻僵了。师傅们教你去接车间蒸汽管子上流出来的热水，那水很烫，加进去就不冷了。
上白班晚上没事，去师傅的寝室看师傅们，和她们聊天，而凌和那几个师傅住一个寝室，八个人一个房间，高低铺，她睡上铺，自然就熟悉了，她和我一个班，我翻班她也翻班。
当认识了凌，我们就能在同一个星期天回家，回家的路上男女同伴很多，说说笑笑很有共同语言。晚饭后，在湖边的柳树下，和凌很自然的出来碰面，在湖岸边乘凉聊天。
和凌在一起，比那些附近的同学在一起有趣多了，同去一个厂，又同在一个班上班，她是剿丝工，我是落丝工，落丝工为剿丝工服务，自然多有接触。两三个星期回一次家，刚进厂的新工，对厂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有聊不完的话题。
很快相互有了一种吸引，这种吸引是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当回家之后，总有种很想见她的感觉，不自觉的在柳树下等她。尽管聊的话题依然离不开厂里的人和事，偶然也聊些家长里短，一些在家里不开心的事，这就越来越拉近了我们之间卿卿我我的距离。
在凌面前，我感到找回了自信，而这之前，总有种自卑感，因家庭原因，从小在别人的歧视中长大，看惯了别人的冷眼。面对一个对自己如此亲密的女孩，感觉像是进入一种梦景。站在柳树下，面对湖面，晚风吹过，让人感觉特别的舒畅。
湖边的单独聊天，无意间就成了约会，次数多了，自然引起邻居们的议论。在这众目睽睽下，我这个右派子女，在同学那些工人阶级家长的眼里，等同于坏人的子女，什么行为都能成为罪过，于是嚼舌头之声引来母亲的责备。
异样的眼光及议论声，想必也让凌感觉到难看，这影响到我们的交往，柳树下的次数在减少。一年之后我离开丝厂，去了钢铁厂，中断了和凌的交往。星期天的傍晚，却依然希望出现她的身影，可这样的等待成了期望。
两年之后，我在县城湖边的家已不存在，母亲调嘉兴工作，我也去了小镇税务所工作，再也没回到过那让我牵挂的柳树下。数年后碰到丝厂的同事，说凌结婚了，丈夫是我丝厂的小伙伴，而我却还颠沛在小镇上，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何方。
人生有许多事情都是擦肩而过，当你蓦然回首的时候，她早已消失在灯火阑珊处。假如当初的柳树下，始终是人面桃花相映红，也许等到草原最美的季节，也会陪你一起看草原。可是人生没有假如，只有回忆，当往事成为传说，已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