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好不经用，转眼已是半生。如今住进高层楼房，闲暇之时，不免回望有生以来历次搬迁。
上世纪七十年代，北方小城里不算规范的四合院屡见不鲜。差不多五岁那年，我家搬到县城北街粮食局对面的大院里。大院的大门是木质的，经年累月的风吹日晒把原本的黑色大门已雕琢成黑白杂陈的斑驳模样，边角也被岁月打磨得失去棱角，但它依然坚守着它的使命。
大院里有五户人家：正面的三孔古旧奇大的砖建成的砖窑，分别住着三户人家;大院的两个侧面，是两大间瓦房，分别住着两户人家;跟大门平行的下侧，有三间小房子，分别属于其中三家。
我家住的是西边紧挨公厕的那孔砖窑。炎夏的闷热，使得家门不可紧闭，悠悠的臭味透过竹帘的缝隙随风飘然而至，无奈鼻孔挡之不及，嗅觉便会遭殃。更有甚者，紧挨公厕的墙壁总是颜色深黑，泛着潮湿的气味，妈妈的老关节炎与此不无关系。
六口人挤一孔窑洞总归逼仄。生活的窘迫，总会使人生出智慧。刚进大门的那间小房子属于我家，但我家刚搬去时它是不存在的。开始，那个地方本来有一个菜窖。记得搬去不多久，爸爸找来一个工人，在那个菜窖的周围，垒起了一个小房子。平时，那个小房子就是我家的储藏室，堆放一些杂物;夏季，把它拾掇开来，因为里边做了砖炉子，就是厨房;菜窖的上面放上一张四方的小桌子，就是我们的餐桌;爸爸托人做了四个小木凳，就是我们兄妹四人的餐凳(小凳子底面用毛笔标了1—4号，分属于我们兄妹四人)。我们的餐厅里是容不下六口人的，还得有两个人端了饭碗去外面院子里吃饭。好在外面也凉快一些。记得有一次，爸爸买了菜托人给捎送回来，那个捎送菜的大哥一进我家的厨房兼餐厅门，就失足险些掉进我家的菜窖里。原来是菜窖的盖子没盖好，妈妈忘了提醒人家一进门有菜窖要小心。多亏那位大哥反应及时身手敏捷，两只胳膊架在了菜窖口的两边而没掉到菜窖底下去。
那个年代，甭说空调，就连电风扇还未诞生。满地生火的夏日，各家各户做好了饭，都会端到院子里，坐在小桌边的小板凳上吃。与今天老死不相往来的高楼邻里相比，那时的大院，总是弥漫着浓郁的烟火气。贾伯伯的烹饪手艺堪称一流，尽管都是家常便饭，但经他之手做出来的圪锅饭，红红的辣椒 、沁人心脾的浓郁香味，勾得人馋涎欲滴。四川外婆生着一张白皙姣好的瓜子脸，尖尖的下巴一侧，有着一颗酷似毛爷爷的瘊子;她精干的雪白短发，于两鬓分别用发卡麻利地别起;她总是一袭灰色中式右襟盘扣布衣洗得发白，蓝色围裙总不离身，成了她的标配;她的腰身稍稍佝偻，她的身影总是不厌其烦地忙碌在厨房和饭桌之间，伺候着姑娘一家老小;不管是他们一家人，还是全院男女老幼，都唤她“外婆”，好像“外婆”即她的名字。小孩子总是觉得别人家的饭菜可口，即使舍了自家的白面膜，也要尝尝邻居家的“金皇后”窝窝头。黄昏在晚饭中度过，不觉之间，闪烁的星星像颗颗宝石已缀满深蓝的夜空，又像孩子顽皮的眼睛。大人小孩都搬了小板凳，来到院子里乘凉。睿智的解叔叔慢条斯理地摇着蒲扇，总能摇出一则一则的故事，逗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每逢腊月三十，小孩子们总会穿着新衣去串门，看谁家的年画漂亮;小小的衣兜里，总会被邻居家的大人把瓜子花生和糖果塞得直往外流。大院里女娃娃不少，谁家扯了布回来 ，别家看着好 ，就会照着扯回一样的来。记得一年夏天，全院各家的女娃娃几乎都扯了相同条纹的的确良做裤子，裁剪那道工序都是经“业余裁缝”的妈妈一人之手完成。
经济滞后物质匮乏的年月，邻里之间的连接却是紧密的。有一件往事，深深印在我脑海里。那年冬天，贾伯伯一家被流感侵袭，大人小孩无一幸免。先是孩子们一个个相继发烧、卧病在床，大人忙碌着给孩子们看病、照顾孩子们;紧接着两个大人也不堪重负，被疲累撂倒在炕上。是爸爸妈妈，他们忙前忙后，义不容辞肩负起给他们一家做饭、抓药、煎药的使命，使得他们一家渐渐痊愈。父母用无言的行动，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的人间情谊。幼时的我，当时只觉得父亲更加慈祥，母亲更加温柔。
小孩子一起玩耍，其间亦会生发出相帮相暖之举。曾记得一个夏末秋初的夜晚，我跟毛毛一起去看露天的文艺节目，习习凉风直钻入我的寸寸肌肤，我不禁打了两个寒颤。大我一岁的毛毛纯纯地瞅着我，像小姐姐一般，脱下外套给我穿上，然后从后面紧紧抱着我把节目看完。那一瞬间，一股暖流遍布我全身每一个毛孔。
大院里的故事很多很多，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贫寒岁月里的人间情谊，滋养着我们从人生的春夏，一直走到秋。我想双手合十许个心愿：愿人间多一些人情味，多一些温暖;少一点薄情寡义，少一点尔虞我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