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到房子那年，我刚好30岁。拿到钥匙，别提多高兴，立即置身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不大，二室一厅，一厨一卫;又立即投入到采购装潢的材料中去。为了这一天，我等了十年，幸福了，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了，比情窦初开得到单想思的姑娘还幸福。那时还没有买房子的市场概念，等单位分配。鬼知道那时能分到房子有多难，单位除了千年等一回的造房运动，分房还得按工龄和职务来评分，年轻人想要分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要看是否有剩余的，还要看是否有等着结婚的未婚妻，我从进江山火车站工作干了十年熬夜的工作，前些年连集体宿舍也没有，在父母的老铁路平房头上自搭了两间石头屋，一个人睡在里面，20平米不到的房间，上面盖着瓦片，一张祖传大床，冬天裹着被子还有些寒冷。但好歹也是一个人独住了，可以有着自己的隐私。四年之后，师兄他靠着勤扫站台，抢分车站供应车为大家分打酱油，得到领导培养，当上了站长，在被提拔到车务段重用的时候，我向他提出给一间单人宿舍，兴奋之下，爽快的给了我一间站台上旅客下车出口大门边的小平房，就这样，我把自搭的石头房让给了弟弟们，搬进了车站小平房，而车站其他的小年青还是俩个人一个小单间，在旅客候车厅的楼顶，他们基本一起进出，休班一起活动，而我只是紧闭房门，一个人躲在房中看书、写作，这给后来的站长落有了把柄，觉得我这个人不合群，脱离了集体观念，看不起大家，视我这个人太过清高。甚至认为他从衢州来到江山当站长时间不短了，我这个家伙却从来没有前去他办公室拜访过他，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在地方上不管名气有多大，他也可以让我在铁路上层领导队伍里，把我搞得声名狼藉，一个牢骚过盛，不可重用的对象。我地方上的朋友多，那时，朋友们家基本不在江山，坐火车回家或父母来江山看望他们也是常事，每次走过路过都会来敲我的房门，这就被不怀好意的人重点怀疑为逃票，我又成捕风捉影的对象。朋友后门刚离开，前门就会被敲响，站长总是要问问是不是逃票的，谁可以证明。我感到这是对我和朋友的极大污辱，搞得我差点要干架他(同事死死抱住我)。为此，站长要换了我的宿舍，我什么也不搬，他也奈何不得，只好默认。我越想越气，住间单人宿舍，还搞得被所谓的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在后面盯着。还好我没被气死，了不起不被单位重用罢了。
事情并不象我想的那么简单，到我三十岁有了机会分房子时，分房小组成立起来了，正副站长自然是车务段江山分房小组成员了，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天经地义的事，群众拥护的嘛!而对群众来说，谁不想分到房子，中年人可以告别无卫生间铁路老屋，在里面光明正大地蹲卫生间、养孩子，年青人可以告别秘密的手淫，在里面娶妻生子，做着好事，通过房子来终止单身生活。
在分房的年代，分房领导小组的人是绝对权势的，某人的一句话，就可以扼杀你传宗接代的需求，另一方面，在涉及利益面前，可以挑起群众斗群众。谁都知道，在‘’文革‘’期间，常常发生相互揭发、揭底，许多可怕的秘密，还是夫妻儿女揭发出来的。这就是结婚的好处，便于互相监督。而单身就可以藏着了，监督不了。所以一个人住单人宿舍，不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但夫妻二人在床上互相监督，总比二个人住一间单人宿舍舒服多了，毕竟可以搂搂抱抱，即便有监督，可还有一日夫妻百日恩，还是相亲相爱，互相信任的日子多嘛。即便是一个人住单人宿舍，也不是长久之计，你会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很多时刻只是眼睡心不睡，在假寐。好就好在待在单人宿舍里不要象上班那样考虑怎么和同事说话，怎么面对闲人检查与他们不发生矛盾。所以为了分到房子，为了自成一家，没有爱情也领证，有本事的零时抱佛脚抓住一个去登记，先把房子分到再说。可分房小组成员就有人踩我一脚，不能分房的唯一理由，就是对方的户口不在本城。此人仿佛揭发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此人却躲在领导小组内用异样的眼光偷窥我，心怀笑意。好在分房小组里有个仁兄老李，告诉了我内幕，并要求我父亲参加分房，我分父亲的老房，到时再对调回来，这也算是个特殊例子了。
分房子如果根据职务、职称、工龄的大小高低长短量化分配，如果出现每项指标是一样的，这就难决定了。这个时候，名堂就出来了，既然难以量化了，就要看平时的工作表现，对领导的态度，与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了，是否深交，比如是否按规定时间上门拜访，领导生病住院是否经常前去关心，是否经常陪领导吃饭喝酒，领导喝不下时是否敢冲敢喝，平常领导下来检查是否点头哈腰，路上遇见领导是否极时露出笑容等等等等，因此，表现好坏成了分房无法量化时的关键了，掌握分房大权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呀?如果碰巧是君子的话，你还是君子。如果碰巧有一二个小人的话，你只能委屈下也做回小人了，否则，你别想分房子了。我做行调的时候，有个同事叫小艾，自愿报名援助大编组站乔司车站，调过去后没日没夜的调车，他后悔了，又回不来了，他是家中的独子，家里不缺钱，他想脱离苦海，只能自救。他发现站长喜欢喝酒，副站长喜欢打麻将，在他休班回到江山，每次带上一箱江山特产‘’白毛乌骨鸡酒‘’，下班主动邀请打麻将，每次坐在领导上家，打出好牌给下家吃，坚持输钱，建立了领导基础。不出一年，做了车站值班员，后来坐上了值班站长岗位……这一套路下来能要多久?所以呢，请示、报告、说谎、订攻守同盟、送礼、托人……都是必须的。
老李私下对我说，分房子其实就是进入一个阴谋之中，房子就那么几十套，你有了就意味有人没了，有人就要等下一次。下一次，一生有几个下一次?同意盖栋楼要路局批准，车站密密麻麻，指标给谁?从基层打报告，到上层领域审批、批指标、拔地皮、再设计、找建筑公司、打地基、跑城建局要许可证、分配方案……这一套下来要多少年?所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所以你看铁路沿线不都是一排排低矮陈旧的破烂陋室，所以你看那些至年青干到退休，甚至到今天八九十岁的老人还不是住在那些解放初的老屋里吗?谁管，车站都搬走了，搬光了，好地段都给了地方政府大发造楼财了，跑到了山沟沟里建起高铁了。路局在上海，人家在上海当君子，那还来顾到你这些老不死的，中国人擅长的东西很多呀，其中就有一种叫大义灭亲，反正你一个个已八九十岁，即便去上海上访，量你们也走不动了，反正已移交给地方政府，对调了山沟沟的地皮，谁还管你和地方政府发生的矛盾。所以，都是从老一辈身上一路看过来的，都知道分房的重要性，尽管造的房子全是屁股那么大，但总比无好，必须力争，只要不是杀人越货，喊反动口号，什么都可以做的。为了这房子，说我分房条件不具备，我也开始反映某某的情况，都是同事，谁不知道谁的底细。某某她丈夫局里早已分给他们房子，查出来是事实，可这个人却抬出在贺村小站里居住的母亲，一个丈夫去世的家属，这不是乱套了。还有一个是双职工，他们在分房名单上排在我父亲名字的后面，第3名积分，轮到要挑房子的时候，天天放风说如果三楼东边那套要被我选了她就有意见，她却不知道我偏喜欢靠小巷有大树的西边，我这样做也有早些拿到房子息事宁人别再有不必要的纠纷发生了。老李对我说，以后要学会世故，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而我生性江湖，善良正直，但分不到房子，所以要学会分得到房子的那一套，那一套其实很好学，就是要耐得住心里面的不舒服。
老李不是我的同学，不象铁路那伙南京中转运校的同学，拉帮结派，推心置腹，能把这一套告诉我，是对我最大的信任。但其实他说的这一套当年我已成为市内作家协会的一主要领导人之一，我懂，对一些按部就班的生活、老气横秋的生活、处心积虑的生活、勾心斗角的生活总是不能分割的，我不喜欢分房子这样的事情结合到跑官、要官那般地龌龊，复杂中去，让人殚精竭虑，快速老掉。我至今也不出老，不出老的秘诀其实就在我青春的身体不需要房子，有个遮风挡雨的铺就行了，我可以快乐地睡在祖国的大地上，我睡过的床有学校的课桌、扳道房的电话桌、稻草垛、丛生的杂草地、公园的长石椅、绿皮火车坐椅地板、帐篷、上海的地下旅馆、露天火车皮货煤之上、山洞、船甲板上，我记得那年被父亲打出家门，爬上货物列车，就是睡在煤堆上的，天亮起来身上全是黑的……我就在那一次，拥有的是整个世界，世界就是我的房子，我的床。这房子无须申请、填表、无须职称，躺下就行。
很多年过去了，之前年青时的那个流浪的夏天，着实让我走到哪里睡到哪里。但随着年纪渐长，越来也意识到太多的不便了。以往那种走在大地上，走到哪睡到哪的想法过于诗意了，就像现在说起来到处都有民宿热，很方便，可一旦外出旅行，却很少会前去寻找民宿，基本住进星级酒店，昔日的想法不过是一只有思想的野生动物的愚蠢念头。看看现实中有尊严的生存着的人们，基本住在好房子里的。那些住在简陋房子里的，都是什么人，都是没有什么财产的小市民，一个居无定所的人是什么人?四大央行也不是为他所开设的，银行只为有房子的人服务。我一直没有房子，想找个美丽的女人有多难，我年青的时候只相信真正的爱情是开在大地上的，是在花前、月下、公园、草地、电影院、生日树下、小溪边和走兽飞鸟之间的。到后来，都想家了，家的含义就是之前的两室一厅后来的三室一厅。如果没有，不仅这个人有问题，不是没有神情就是不务正业、很不牢靠，而且会株连到父母没有地位，没有财力而帮不了孩子买房的一个标志。人家提及，难免不被私下议论，都三十老几了，也没个房子，混得也太悲催了，很少会获得被人尊重了。你没有门使朋友可闯，抬不起头来。因此，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为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力争。房子分到了，终于成了这小城里有房子的人中的一员。而那些过去的臭老九后来最牛B的老师朋友们还没分到房子愤世嫉俗的跑到我家来看装潢的模式了，我甚至因为有了房子，安装了电话，我有了生活的温暖和做人的尊严。我过去怎么就愚蠢到顽固到不参加后来房产公司楼盘的争抢购买力上呢?我看到投机倒房的人们数着钱泛起笑脸的幸福感，我肠子都悔青了。所以，我拿到新房钥匙后，除了老李，分房小组班次成员没有一个值得我感恩戴德，我也没有唠叨抱怨，那些对你好你记在心里，那些人背地搞过你，你也放在心里。从进路开始，就像个新兵蛋子，在受欺负之下逐渐成熟、变老，当年，地方政府三部局一把手曾与我面谈过，局长们都希望我能调去他们局子里当秘书。段长郑希骞不接受我的请调报告，压我，打击我。而另外一个朋友严红枫处境与我相同，请调中也受打压，可他比我厉害，通过杭州铁路分局宣传部长的一个电话，段长终于放了他一马，如今老兄已是《光明日报》的领导了。事到如今，自己恨不恨郑希骞这样的傻B已不重要，为后面分到房子而自我克制以适应分房的条件才是重要的。老实说，按分房政策，一个人，只要一直待在单位里，十年之上，没有犯什么错误，基本都能分到房子的，哪怕你在单位里最不受领导喜欢的人物，毕竟领导不可能在一个单位里领导到老，这个领导不喜欢你，说不定换来的领导还会成为你的朋友。问题是分房子遇在一个不喜欢你的领导之手，好事的到来会姗姗来迟，一旦错过，谁知猴年马月分房。因此，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为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奋斗，早已超过师兄曹建明挂在嘴边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之类的格言了，分房子成了我当年的头等大事。我迅速找女友，谈妥条件，对等交换，至于以后怎么办，已顾不到那么多。我为此不惜忍气吞声，与披着羊皮的狼领导亲切交谈，我变得有些许聪明了，谢天谢地，终于拿到了钥匙。我当然没有采纳老李教唆的那样黑心地玩名堂，只是搞了点不太昧良心的小名堂，我的小名堂仅仅是为一个外地调来的领导找我谈天说地中，谈了些书本里学来的管理知识和官场争斗的方式方法，这个领导恰好也在分房小组成员里头。房子分到了，许多文学社、诗社的社员朋友们自动找上门来，尽情交谈，听到大家的赞扬，不仅心有温暖，也找回了做人的尊严。这都是快三十年前的事了。
房子装潢好后，搬进居住才发现这房子并不是为居住而设计的，全是根据上海路局文件而设计的。总面积多少平米，阳台多少平米，至于厨房和卫生间就没有规定面积。李渔说过“欲营精洁之房，先设藏污纳垢之地”，给你一张床已大发慈悲了，你还想要藏污纳垢!中国铁路房子从不是藏污纳垢之所，只为你设计俩人并排的阳台宽度，刚好够一个人蹲坑的卫生间，如果你是童子尿，遇上急时，包你浇到墙上，所以每次都要控制好角度。有人奇怪了，大铁道那么多地皮，主要是用来支援地方建设的，给自己儿女的居住，是职务高低的体现?是表现好坏的奖惩?是待遇的问题?如果为了外面光，造了房子是主要的，让人怎么住是次要的。所以，不能按照每个人“栖居”的角度来设计，那得化多少真金白银呀。只有不从“栖居”的角度设计建房，才会省去很多麻烦嘛。不然，你让正职住几平米，副职又住几平米，还有层次高低的问题。领导当然是要住最好的楼层，分高的老同志当然不会要最下面的一层，嫌脏、嫌蚊子、嫌苍蝇、嫌杂乱，三十岁的年轻人无所谓，能分到就谢天谢地了。都是住嘛，住高住低不都一样，只要面积大小一样就没活可说，房子又没有根据职位高低设计出人性的丑陋，好比坐马桶和蹲坑没什么区别。领导每天来上班都是愁眉苦脸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他近来心情不是很舒服。小王是比我迟二年进单位的小青年，他分到了一楼，接地气。房子还空着，也不急于装潢，可没过多久，装潢的人是领导，后来发现，小王住进了离这新房五十米开外的，唯一一栋八十年代中期造的老铁路屋里去了，在三楼。事后大家知道了是领导找他商量对调的，事后单位里不脱产的工会主席换成了小王。我深刻地意识到，是领导处理方法有方，总之这新房总比旧房好，何况又是一楼，再也不必让肥胖的领导受爬楼顶的掣肘。
我的房子装饰完全是自己设计的，因为那时社会上还找不到一家装潢公司，也找不到一家装饰材料的门店(除了地砖)，墙纸和窗帘是跑到杭州天工艺苑对面的门店里定制来的。若干年后，我才发现自己昔日的过错、懒惰、心血来潮和自命清高，看到裂缝的墙纸，我每天都要下一遍决心，不管它，再忍忍，孩子大了再说，反正现在只是一个人，到了这把年纪，也没什么朋友会来闯门了。何须还要象刚分到房子时那么犟头犟脑，大有一副“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出门去”那样的热血呢，省省吧，这个时代永远出不了李白这种人，铁路造房，房子只是房子，栖居，别谈诗意。然而，房子分到了，成了房子的主人，装修是必须的，总不可能一分到就直接搬进去睡吧。古人李渔说：“及肩之墙，容膝之屋，俭则俭矣，然适于主而不适于宾。”谁理会这一套，装修的目的其中就免不了要把分房子时所受的窝囊气上出口气，是装修给别人看的。分房子时没办法，职称管着，投票管着，表现管着，装修你他娘还管得着我，我就要装修的比当官的好，你想怎么着!
2017.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