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李煜写了《虞美人》，往事就真的不知有多少了。一个王朝的陷落，成全了一代没落的帝王词人。公元(978年)七月七日，四十一岁的李煜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临死的那天竟然正是李煜的生日。后世说他是国破家亡怀春梦，词赋沧桑艳句浓。李煜死的那天是为农历的七巧节，千年以后的七月七日却被民间视为情人节，不知道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时光的刻意。弱女子小周后与李煜之间一场浪漫的爱情结束了，小周闻讯李煜死就毅然地自杀殉情，了却了一段风流债。秋天去了冬天来，李煜坟头的荒草开始衰败;已经没有人记得住他了，人们只是记住了《虞美人》。
我还能够记得起李煜写《虞美人》的历史背景;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南唐后主李煜不问朝政，区区一笑只为千金，一年四季都沉醉在诗的意境里。只会吟诗作词，必然被宋朝打败。时光并没有刻意回避那一段历史，虽然封建政权更迭依旧，但李煜所作的《虞美人》依旧吸引着后世读者。春天又开始回归人间，春花盛开的烟霞笼罩碧水河湾。好事的人们枕前泪共帘前雨，香艳花间填艳词。爱情的往事大多数会拿风花雪月来喻意景美人佳，或如还有风花雪月的浪漫，还有风流韵事惹人沉醉。于是，文人墨客们写春花夏雨的缠绵，写秋叶冬落的惆怅，写得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当我们想起来一夜风雨靡，不知花落有多少时，自然就想到了南宋叶绍翁的小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任何一道篱笆墙，都关得住满园的春色;那些出墙的红杏，恐怕并不只有一枝。沉浸在唐诗宋词或者《虞美人》里的人们，在现实生活里不知道编织了多少爱情的童话。
历史上总不泛因仰慕英雄而杜撰情节的文人，因为人们怀念霸王的神武，青睐霸王别姬里的那一份执着;于是杜撰出来的虞姬和唱，使故事情节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有了故事主人翁的脉脉温情，那些杀戮与战火就多了一些人性的温馨。通过历代文学戏曲的传唱，从而演绎出了《虞美人》这种词牌名。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一样，最突出的场面依旧还是生活的原生画面，一边是腥风血雨，一边却张扬着温情脉脉。
从《虞美人》中可以看到就李煜虽然做了阶下囚，依旧不忘故国家园，依旧沉浸在昔日的美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不能不说李煜还是具有较高的文学造诣，且又属于性情中人;虽然《虞美人》本不属于李煜独有，却因为李后主让人扼腕的经历而受到后世人青睐。文学与艺术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可以剥开历史的围幔进行艺术加工，让原本粗犷的人物形象升华。试想乌江渡口的那场恶战，早已弄得人心惶惶，哪里又留有虞姬和唱的时间与空间。《虞美人》作为词牌的一种，本源自于唐初教坊里咏歌项羽的宠姬“虞美人”而成名。其词牌格律为双调，五十六字;上下各四句皆为两仄韵转两平韵文体;原本由古代乐坊配以固定曲调歌唱助乐;后来逐渐地形成了被文人墨客们借来写词的词牌名。李煜写《虞美人》时，他的朝廷已被颠覆，自己也成了阶下囚，所以心中就不知道往事有多少了。李煜笔下的《虞美人》核心部分除了喟叹，还多了一些人世间的沧桑感。后世人写《虞美人》时，大多数都沾了“往事知多少”的光。因为李煜的文字里融进了太多的真情实感，且文笔流畅，不带一丁点的拼凑痕迹。因为爱情，因为国破山河在;所以就有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了。作为南唐王朝最后的一任，他所有的幸福与威权都随着“一江春水向东流”去了。通过一篇《虞美人》，李煜把胸中的那种“幽恨”张扬到了美学的极致。
把中华文化里的文字精髓归纳起来，就是人们常说的诗词歌赋。那些既深邃又读起来有一点点拗口的古诗歌词赋，就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个窗口。在浩如烟海的古文体里，诗歌与词牌大约占据了现代阅读的半壁江山。这些古老的文化体裁，在其成形中被人们总结出来一些规范与框架，比如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等等观点;这大约也是这几种体裁应该遵循的基本要素。词这种文体得以发展流行，应该归功于隋唐以及宋时兴起的燕乐，即是宫廷文乐。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词乐，几乎都有燕乐的影子。燕乐(也称宴乐)是隋唐时期的宫廷文化的组成部分;最后流落到民间，在民间发展壮大，成为了酒宴之间供歌女舞乐的歌词，以供客人消遣。
正是源于消遣文化这一原因，小时候父母亲对我们的读书管得特别紧，不让我们看这些艳词吟赋。母亲在旧时代读的是教育学，自然清楚艳词吟赋会对青少年带来什么影响。在一个家庭藏书较多的环境里，信手拈来皆是古读本，其中既有文学的精华，也有糟粕;母亲早期教我们读书的原则，男不看三国志，女不看红楼梦;当然还有其它一些版本的艳词歌赋也在限制之列。母亲大约认为我们那种年龄阶段，应该尽量的少接触成年人的世界;当初的文化环境并不像现代年轻人，目之所及尽风流。老古板的父亲如果回家了，就会搜査我们看什么书籍，除了唐诗宋词，其它一律拿走锁在大书橱里，你只能透过玻璃窥其封面。后来我们懂得了母亲为什么不让看闲书的原因，那是成年以后看了三国志和一些古典文学以后的感悟。母亲曾经说过，古典文学里有一些东西可以吸收，有一些东西会产生副作用。比如古典的现代的武侠小说里面，贯穿着一股很浓的无政府主义，且又以宣扬血腥的杀戮为卖点，心智不成熟的年龄，应该尽可能少接触这些东西。那就如现在有些青少年也跟着成年人唱情歌，其实小孩子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因为这些东西早已遍野山花般的存在了，让人想起来就别扭。
到了能看三国志的年龄，自然就可以看李煜写的《虞美人》了。古典文学曾给我们以文化素养，也带给我们一些启迪;始知做人于心，出发点不一样，其结果也会不一样。青涩时光里的叛逆，让我们躲开家里的说教到外面去借书看。只是借来的书必须赶紧看完，要不过了归还的日子没看完就后悔了。于是就挑灯夜战，通宵达旦。后来，街上有了租书摊，比较厚的一本书租一次五分钱，薄一些的一本二分钱;坐在用老棉布围起的小巷子里，不吃不喝看完了一本书才离开。那些青涩岁月里，我们就像厨房案板上的一块抹布那些吸收着文字水分，究竟有多少时光沉迷于书摊，又究竟看了多少书就不记得了。
似乎现在有点明白年少时不让看这些书籍的道理，如果一个人长期沉迷于这些诗词歌赋，必然连基本的谋生手段都学不会，遑论有修身齐家的本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李煜的结局就是一面镜子。南唐的灭亡，有其历史的成因，也有李煜自己的不作为。我们没听到李煜作词时是怎么样在哀叹与感慨，只留下来未知的往事知多少。在人们的固有观念里，诗词歌赋属于文化的范畴，不靠文字吃饭者，这些东西只能作为消遣时的谈资，不能当成生存的资本;这样子讲应该也有些道理。生活资本的积累，需要技能与付出，文字文化只能作为一种载体，为人们提供必需的学习手段。那时候我想看关于五代十国一类的历史小说，就问租书大妈租借，没曾想租书大妈却说你小小年纪看这些东西干什么，看一些小人书就行。一来二去的看熟了，帮忙看书摊的小丫头跟我差不多的年纪，就趁着大妈不在时塞一本书让我拿回来看;我问是否收钱，小丫头眨眨眼睛做个怪相算是回答。如此，就有了免费看书的快乐。后来小丫头借给我很多所谓的禁书，卷成一团塞给我，看完了就揣在裤腰里悄悄地还给她。我有次悄悄给她说我母亲不让我看这些书，你却偷偷的借给我就不怕我学坏了。你学坏了才好，谁像你这么傻不拉几;想想也是，只有傻瓜才如此默契。直到后来我们慢慢地长大，然后各自东西，都不知道谁去了哪里。
九十年代，我去省城最大的新华书店买教案。因为缺货，工作人员让我给总店经理联系一下是否可以给我调一套过来。电话那头的传来的声音很熟悉，但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听起来熟悉。隔天取书的时候工作人员让我直接上五楼，门虚掩着，我敲一敲那一扇门往里面一看，随即就怔住了，怎么会是小丫头。我们竟然异口同声地说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
李玉，我刚刚叫出口，后面的小丫头还没有叫出来;就听李玉嗳了一声，说不是“李煜”。于是心里就春花秋月何时有，回味不知道有多少了。因为李玉的名字与南唐后主李煜同音，我们以前戏称李玉为“春花秋月”，她回敬我一个绰号“花落知多少”。李玉说我在网上搜索过很多花落知多少，竟然没有一个是你。其实我用花落知多少做网名很久，只是因为嫌那个称谓太长，就缩减成“落花”做昵称，大约如此才躲过了你搜查。时光仿佛还停留在春花秋月的美景中，只不知花落有多少了。抬头看见李玉身后镶嵌着一幅禅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只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五代十国的词，是一种配合音乐可以传唱的乐府诗，就像现代人的歌词可以随意加减。后代人填词是比照着前人作词的格式，照着葫芦画酒疙瘩，久而久之形成的所谓词牌名。词开始是一种民间的散文体裁，没有谁去推动或者提倡它。融入乐府以后就形成了一种民间文学，词的发展与定型与早期的唐代的音乐繁荣有着很大的关系。
以诗为经，以词为歌是我们文化的起点，也是中华文化追求的目标。比如蒹葭白露，或靡靡细雨等都是很让人喜欢的短句。包括风情、民情、道德礼仪的句式经过反复吟咏，再加进去一些风韵的元素，就造就了今天的词牌名与格律诗。就如李煜的《虞美人》里脍炙人口的“春花秋月何时了”，虽然诠释的是生命落空的悲哀和人生无常的矛盾心态;但人们截取的却是其华丽的部分，春花的明艳，秋月的朦胧的美。所以词的意境，早已超越了原作者想表达的文字范围。失去家园任人宰割的愤慲，让作者把满腔的哀思倾注于文字里，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忧愁与沧桑。
词的个性，远不如诗那么厚重深沉，那么惊涛拍岸。作者借景抒怀，感物神伤，是读了词牌后所能体味出的真实意境;小楼昨夜又秋风，这大约就是人们看完了《虞美人》后的感慨。
透过历史的烟尘，南唐后主李煜的故事已掩埋在历史的深处;只有词作者们依旧还在文字里寻找那些旧迹。一笔人在否，春会尽的文字，道出了花会落，秋月无语照江流的惆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