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半月有余时间，早起晚睡，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一字不漏地拜读完多年前就想看而没有看完的莫言先生笔下的小说《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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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先生的确是文学大家，每部作品都能够吸引众人的眼球，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像这部小说《蛙》，与我先前拜读过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等相比，就显得很“另类”，可以说是风格迥异、别具一格、独具特色。
首先，吸引我的是这部小说以《蛙》为书名，觉得特别有隐喻意味。“蛙”之神形皆有生殖意，“蛙”可同“娃”和“娲”，“娲”是古之神女，化万物者，书名是整部小说的主旨和浓缩。
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又臭又长、生噘拗口或啰嗦晦涩的书名，这样的书名有时让人匪夷所思、有时让人捉摸不透，有时更让人觉得高深莫测。像小说《蛙》，只有一个字，深邃又霸道。
其次，吸引我的是这部小说在获得2011年茅盾文学奖后又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一时间各大电视台、报刊杂志、网络媒体等众媒介发布、刊登了这一消息，莫言先生也从文学界知名的作家，成为中国大江南北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蛙》也成为当今最“网红小说”，特别是网上出现大量有关莫言先生和《蛙》的评论文章，搜索部分看了看，有褒有贬，褒贬不一。因此，引发了我极大的阅读兴趣。
看完小说《蛙》后，我感觉有些网友对莫言先生和作品的批评是不是有点“过”了。我以为，小说《蛙》根本不像网友评论的那样，是为迎合外国人口味，揭中国人的“短”，专写给老外看的。反倒觉得，莫言先生小说中的故事和文字描述都比较客观，符合当时国情和山东农村计划生育实际，更没有刻意丑化中国人的意思。至少，我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吸引我的是这部小说的故事架构独特。网友评价说，小说《蛙》，结构新颖而缜密，全篇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和一个九幕话剧组成。五封书信分别代表一个时代，每封信都是一个时代的“隔离带”。九幕话剧《蛙》可看成是前五封书信的补充和升华。从形式上来说，这部作品融合了书信、元小说、话剧等各种艺术形式，是莫言先生创作中又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文学尝试。
除形式上创新，莫言先生在这部小说题材内容的选择上也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他大胆地把选取视角伸向了20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最敏感话题的“计划生育”和当时中国农村的计划生育现状：“有钱的随便生，没钱的替人生，中等家境且胆小的公务人员计划生”这个社会问题，使这个题材内容本身极富有挑战性，可供选取的事例又很多。这样直刺社会现实的题材选取，在莫言先生之前的所有作品里是没有过的，使这部小说注定还未出版就会备受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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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莫言先生这部小说先后酝酿十多年，最早创作于2002年夏天。期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历经数次修改，最后定稿于2009年。那几年，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是否继续执行问题，在互联网上有相当激烈的争论，已经成为万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随着农村人口的加速流动，基本国策在中国农村地区已难以落实，国策的执行与人们“超生”的愿望形成严重的“碰撞”，我想莫言先生在此时创作这部作品，肯定也经历过多次内心矛盾的“碰撞”和拿捏不准计划生育政策时的那种痛苦心境。
正如莫言先生所说，中国的计划生育，实行三十多年来，的确缓解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但在执行过程中，确也发生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事件。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尤其复杂，它涉及政治、经济、人伦、道德等多方面。单凭一部小说、一篇文章是说不清、讲不明的。
有网友评论说，将《蛙》这部小说称之为莫言先生此生的重要代表作，我认为一点不为过。因为在那个年代，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下韪，来写这样剖析时代“人性”的作品，没有勇气、没有胆量、没有智慧、没有激情是不敢写也是写不出来的。莫言先生在写完这部作品后，说有八个字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蛙》这部小说获得诺贝尔奖的理由很简单，即是“借助嘲讽和讥笑，莫言不仅抨击历史及其谎言，也鞭挞社会贫困与政治伪善。他以嬉笑怒骂的笔调、不加掩饰的酣畅淋漓，提示了人类生活最为浊暗的种种侧面，并在有意无意中寻得具有强烈象征蕴涵的纷繁意象。”，这是世界文学界对莫言先生的高度评价。
在后记中，莫言先生也写到，“直面社会敏感问题，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而敏感问题，总是能最集中地表现出人的本性”。可以说，莫言先生的这部小说，应该受到拉美文学的影响，得益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魔幻”启迪，创造了一部具有充分的本土性的文学作品，从而也奠定了莫言先生在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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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的创作背景是以二十世纪80年代山东高密农村生育史为主线，以第一人称叙事形式，深情讲述了从事计划生育工作50多年的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通过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几十年来的中国乡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讳地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农民们可以流动着生，偷着生，而富人和贪官们也以甘愿被罚款和“包二奶”等方式，公然、随意地超计划生育，满足他们传宗接代或继承亿万家产的思想。
《蛙》这部小说是以“姑姑”一生多舛坎坷的命运贯穿前后。“姑姑”的身份特殊：抗日战争时，小小年纪的她曾与父亲勇闯平谷斗日军;解放后，因当空军飞行员的男友逃台湾而惹上一身骂名;年轻时，曾是一位从业多年、受人尊敬的乡村卫生院妇产科医生的她干起了遭人唾骂、不被待见的计划生育工作;到老年时，面对剧作家的侄儿“蝌蚪”超生却睁只眼闭只眼。
除了“姑姑”，小说还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姑姑”同事“小狮子”：年轻时，也曾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嫁给“蝌蚪”之后，因不能生育，始终受着膝下无子的煎熬;年老时，在巨大思想压力下，她偷偷接受非法“代孕服务”，并成功得子。在形势巨变下，“小狮子”从计划生育国策的坚定执行者摇身一变为“违抗者”。
“蝌蚪”前妻王仁美和陈鼻老婆王胆是计划生育政策盲目执行下的牺牲品，也可称之为是“传宗接代”思想的牺牲品。莫言先生在小说中用几近残酷的笔触详细描写了王仁美和王胆的死，给青年“姑姑”塑造了果断麻利、铁面无私的形象，同时也试图诠释“人性”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被扭曲的一面。
“姑姑”年轻时的豪言壮语与年老时的唯唯诺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变化中阐释了生命的坚韧与坚强：生命的坚强与脆弱会因环境而改变，因此“人性”的诸多因素也并非一成不变。
相比莫言先生其它小说，《蛙》这部小说对“人性”的剖析与批判更为深刻，对社会的剖析也一针见血。通读小说，我能感受到作家虽然始终在写家乡的故事，却已经跳出了故事的本身，站在人类或人性的角度去写“人”，深刻表达出了小说《蛙》描写的是一部“人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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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惊叹的在于“姑姑”对于计划生育的狂恋和痴迷。“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莫言先生在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姑姑”的责任，说她这辈子吃亏就吃在太革命太衷心太认真，我没有理由责怪“姑姑”，因为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无法为历史负责，毕竟谁也负责不起。
作品中，“姑姑”的性格非常鲜明，一个敢作敢当，雷厉风行的女子。为了坚定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她甚至牺牲自己的声誉，甘心被他人唾骂。小说中的“姑姑”显然不是一个泯灭人性的人，她也爱孩子，也喜欢自己的事业。事实上，从迎接新生命到扼杀新生命，“姑姑”内心实有不忍，但坚决执行“计划生育”的信念却从未让她动摇过。
说到这里，对于同样是从事过十年计划生育工作的我而言，这部小说也给我带来了非同一般的感受与体会。让我想起了那段难忘的历史，岁月会铭记。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历时三十多年。像小说中“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等这样暴力性、冷漠性语言的宣传标语和“姑姑”强行让张拳老婆、蝌蚪老婆、陈鼻老婆去做“人流”的一幕幕，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2007年3月，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计划生育部门工作的第二年，领导要求我负责对全省各地农村、社区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开展一次明查暗访，重点摸清户外宣传环境情况，为全省开展“洗脸工程”提供依据。
接受任务后，我从合肥出发，历时20多天，先后走访了16个市39个县区，搜集整理各类群众十分反感和抵触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口号1400多条，像：
超生就扎!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一人结扎，全家光荣!
超生不能当干部!
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宁可家破，不可国亡。
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
……
经过半年多专项治理，到2007年底，安徽在全国最早清除了这些扣押关人、拆墙扒房、牵牛赶羊等暴力性，不受群众欢迎且冷漠强硬的宣传标语口号。
二十年前，我在老家舒城工作时，曾亲眼所见、亲身感受过我老科长爱人也有小说《蛙》中“蝌蚪”前妻王仁美同样的遭遇。那一年，他和前妻生育一个女儿后离婚又再婚。现任妻子怀孕5个多月时，因未向上级主管机关报备，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被组织约谈并责令手术引产。人流那天，单位派我专程陪科长两口子到省城一家大医院施行手术，名曰“陪同照顾”，实则有“暗中监视”的意味罢了。
小说中的“王仁美”因引产大出血而导致死亡，老科长的爱人是幸运的，上天眷顾她，加之现代医疗条件，让她的生命没有轻易离去。手术回来后，科长爱人整天以泪洗面，一看见别人家孩子总想抱一抱，我知道她是在想念自己被夭折的孩子。现在，每次与科长两口子见面提到这件事时，我都觉得自己“像犯了错误一样，总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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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说，《蛙》这部作品是暗含了莫言先生批判倾向的，且这种倾向深深地隐藏在作品之中。作家对现实的批判是通过“姑姑”表现出来，不是通过对“姑姑”的否定，而是通过“姑姑”的自我忏悔。
在山东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在涉及到“人”的生育权利时，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姑姑”甚至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她掌控着这片黑土地上的生生死死。现实生活中，像“姑姑”这样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真的也不在少数。
有一件事让我印记在心里一辈子。有一年，我在采访一位乡镇计划生育干部时，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她带人到一个小山村去，抓一个怀孕6个月、躲在娘家要超生的孕妇。村子不大、人口不多，人们穷得丁当响。那天，她没有抓到当事人，就指挥随行人员爬到屋顶上，用木棍将其娘家屋顶的瓦片掀下来，又在堂屋中间将屋顶捣个洞。临走时，还把人娘家的一头大肥猪也牵走扣押。
采访中得知，这位孕妇已生育过两个女孩，属农村典型的“两女户”，政策规定已不能再生育。因为是山里人家，家中没有男孩，很多山上需要肩挑背扛的农活就干不了，一家人一心想生个“带把的”，躲了几年，终于怀孕。如今家境贫困，又让娘家遭受房被揭瓦、猪被牵走的噩运。
小说中的“姑姑”自然是一个艺术符号，“姑姑”的一生布满了传奇而悲情的色彩，但这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却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如今，国家已全面实施二孩政策，计生工作由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生殖健康促进，由单纯行政管理向寓管理与服务的综合服务转变，标志着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一个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莫言先生的《蛙》是否标志着他创作风格的转变，本人才疏学浅，没有资格下结论。但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的莫言先生会不会再有关于新的人口问题的作品早日问世，我非常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