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中考落榜的我回家务农。那时，农村物质和精神生活相当匮乏，别处我不知道，但本大队我清楚。一年绝大都数时间就是干活、吃饭、睡觉，一天“三部曲”。生活是那么机械单调，枯燥乏味。
一些不甘寂寞、精力过剩的小青年便用扑克、象棋、扯淡来消磨多余时间。我与村里几个伙伴整天挤在一张不到五尺宽的木床上，说昏话、吐烟圈、打老K，甚至还参与了那次赤沙村与我们卧龙墩村抢《侦察兵》影片放映权的“搏斗”……
后来，我根据上述经历，创作了小说处女作《同床共乐》，竟发表在县文化馆主办的1983年第一期《繁昌文艺》上。
小说因代表广大农民朋友发出了“为什么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国农民得不到精神生活上的满足和艺术享受”的呼喊，并由小及大地揭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展望着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前景与希望，从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共鸣。
自从《繁昌文艺》发表该小说之后，编辑部就收到了好多篇评论文章，同年第2期选发读者梅子和朱少虎的两篇评论文章以飨读者，这两篇评论文章分别是：《给他们送来精神食粮吧!》《农村青年对文化生活的期望》。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篇处女作的发表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
1987年9月，乡里的“一纸调令”让我由村立窑厂一名又苦又累的“拖坯工”转身变成了乡党委宣传干事。再后来，随着“撤乡建镇”和镇政府机构改革，我走进了镇文化站。于是，我成了小镇乡土文化建设的“局中人”，并见证了它的繁荣与发展。更重要的是，这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跨进新时代，我家同全国大多数家庭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靠勤劳致富将农家老屋拆除，在集镇建起了三层楼房。特别引以为傲的是，我终于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梦寐以求的书房，可以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让我晴耕雨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觉得，应该将自己购买、收集的图书以及报刊惠及镇民。2020年9月，我与妻子商量好，将自家后院约120平方的出租房收回来，花费3万多元，重新粉刷修葺一番，辟做乡村农家图书馆。
说干就干，我还购买了8个书架，将我收藏的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层次多元的图书分享出来。这些图书涉及国家大事、生活小事、天文地理、医药卫生、世间真情、人生百味……可以称得上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
门类也很齐全，文学、哲学、历史、心理学、美学、经济、法学、政治、宗教、军事等各方面应有尽有。
书籍、期刊总共一万余册(卷)，我将它们全部整理上架，“共享”给大家。可以说这是一项相当浩大的工程，我和家人累得腰酸腿疼、汗流浃背，可是当我们看到周边的留守儿童、父老乡亲们都来喜滋滋地免费阅读这些书籍时，我们又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了。
这个农家图书馆还有一大特色，就是专门建起了“红心向党专题书架”，专题展示“习语”有关报纸图书杂志。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摆脱贫困》《习近平用典》《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等等。
我不仅自己建馆“共享”图书资料，我还将自己收藏的数百册图书无偿捐赠出去，以共享这份文化的荣光。孙村镇非公党建活动中心建立之初，我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部分图书捐了出去;该镇梅冲村乡村图书馆建立时，我亦是如此。
其实，对我这个“爱书如命”的人来说，能够做到这样“捐书”真的不容易。我非常爱惜书，每次读书都注意尽量不把书本弄出皱褶、染上污渍。每次朋友借走一本书不小心将它遗失了，我像被割了一块肉一样寝食难安，心疼好久。
但我想起大文学家雨果说的话：“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那么何不让这些书籍造就更多高尚的灵魂呢?
政治家罗斯福也说过：“没有书籍，就不能打赢思想之战，正如没有军舰就不能打赢海战一样。”那么普通农民们精神文明的提升、思想觉悟的拔高、爱国情怀的彰显，都离不开这些好书啊!我还有什么理由当一个“守书奴”呢?
由曾经的“同床共乐”到今朝的“共享书屋”!由曾经的物质需求到今朝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这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小镇农民的精神生活由过去的单调枯燥，到如今的丰富多彩，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农民幸福指数不断攀向新高的标志之一。
中国崛起，必须是老百姓物质与精神的同时崛起。仅仅经济发达、人民富裕、国力强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人民也必须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很高素养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的伟大传统。
而最广大的中国基层农民都已经开始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迈进了，那么从“物质富强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强”这样的伟大征程还会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