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一直固执地认为，乡村的年是属于孩子们的。
我的故乡在毕节市最东端的大山里，我只要闭着眼就能逮住乡村年味里所有的气息：腊肉味、香肠味、饺子味，以及各家各户屋子里黄糕粑散发出的香味，甚至从没有捂严的陶缸里飘出来的淡淡的米酒香……
在大人们忙碌地过完“腊八”、除尘和送灶神之后，乡村孩子们的年，才在千呼万唤中姗姗而来。
临近除夕，孩子们一老早就盼望着年除夕的来临。你看，还不到正午，穿着厚厚冬衣的孩子们，就聚在院坝里，一边玩耍，一边期待着年夜的尽快到来。孩子们心里有盼头，他们在等待大人们一年才为他们缝制的那身新衣?还是大人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的压岁钱?抑或是各家各户在门楣上挂起的大红灯笼?
年三十夜，是没有月亮的，可是孩子们才不在乎那些，灯笼里朦胧的烛光，像是带着吉祥和祝福，一头扎进水田里、溪水中，孩子们惊喜地看着，还没有看清，辞岁的鞭炮响了，灯笼的光也被揉碎了。伴随着热闹的鞭炮声，金鳞般的水波，就像是盛开在水中的一簇簇山茶花。孩子们用红扑扑的小手，伸进刺骨的溪水中，捞灯笼，捧灯笼，那灯笼却从孩子们的欢笑中滑入溪水里。孩子们嘻嘻哈哈地跑过来，追过去，一脸的喜庆和祥和。
吃过年夜饭，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吆喝着聚集在一起，提着大人们为他们特制的小灯笼，走西家，窜东家。寨子里几十户人家，不管是谁，年夜都特别的大方，因此回来的时候，衣兜里总是塞满了花花绿绿的糖果、糕点，要不就是花生、瓜子。回来后，孩子们就聚在院坝里，把从各家各户收获来的“战利品”摆在一起，你一颗，我一颗，慢慢分享，然后把灯笼挂在高处，开始做“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很晚了，孩子们才蹙进屋，尽管已经很疲惫了，可依然和大人们一道，守护着一年中这最后的时光，等待着新年的到来。直到不知谁家响起了第一挂鞭炮，大人们忙不迭的呼叫着“鸣炮!鸣炮!”在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响过后，孩子们才睡眼朦胧地钻进被窝，带着甜甜的笑意进入梦乡。
大年初一，孩子们一人一把枪——苞谷杆扎的，木板削的，树枝做的;一人一顶草帽——其实就是一张青菜叶子，三三两两聚集在村里的庙子里，或是村边的小山上、树丛中玩打仗的游戏。游戏很简单也很有趣，这边枪还没有响，那边就有人“牺牲”了;山坡上的一伙还没到阵地，山下的一伙却已经开始打扫战场了。试想想，除了乡村孩子，谁还能将血腥的“战争”演绎得这般温馨?
白天的“战争”结束后，孩子们把自己心爱的“刀枪”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才慢慢带着疲惫回到家里。
到了夜晚，情况就不同了。
白天刚接完送吉联和吹芦笙的大人们，聚在一起，等待着神灯的到来。在乡村，接神灯是件严肃而又庄重的事儿，除了要准备酒米、鸡蛋、刀头、香烛之类祭祀用的东西，各家各户还要买烟花、炮仗之类的，以备祭完神灯后热闹一番。而孩子们却不管这些，他们感兴趣的，是走在神灯队伍前插满旗子、扛着大刀的先锋和拄着拐杖、手拿拂尘的土地爷的出场。尽管白天已经很疲惫了，可孩子们还是乐此不疲，从这家追到那家，从村头撵到村尾，直到夜已经很深了，才在父母反复的吆喝声中，摇着朦胧的灯笼，呵欠连天地回家。
就这样，接完花灯接龙灯，一直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
尽管民风淳朴，可要在平日里，没有主人的许可，谁家地里的菜蔬都是不能乱摘的，不然轻则挨一顿臭骂，要是做过了头，说不定还得挨一顿板子。元宵夜的“偷青”却是个另外，不仅不会挨骂，谁家菜蔬被偷了，还得高高兴兴说一句“偷发了”。
故乡正月十五的月亮，特别明、特别亮，以至于出门不用灯笼，就能毫无差错地找到白天早已经“相中”的菜地里的蒜苗、大葱、花菜、萝卜，尽管每家都不缺这些，可孩子们还是三三两两的，从为祖先拜坟回家的途中，钻进路边的菜地里，胡乱地拔上一捆，然后才带着神秘和兴奋，悄悄地溜回寨子中。
“偷青”回来后，孩子们又聚在一起，提着自己的小灯笼，从这家院子撵到那家院子，从这块稻田追到那块稻田，一直撵到小溪边，他们在找月亮上的吴刚和桂树哩，而月亮也像是一盏大灯笼，一会儿掉到水田里，一会儿又飞到溪水中，怎么追也追不到……
就这样，乡村孩子们的年，一茬接一茬，一年接一年，成为永不褪色的故土情节，深深地镌刻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
